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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意大利的印象多么深刻,莫扎特并未忘怀自己的奥地利故乡。他有几位同胞好友,他们的音乐令他赞叹。有一位名叫万霍尔,具有“大胆、狂野的作曲家”的美名;另有一位加斯曼,从业于闻名遐尔的波洛格内斯神父,其歌剧第一次显示出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迷人融合――而这将变成莫扎特的第二天性;还有最重要的,性情柔和的迈克尔·海顿。随后,新的启示降临:约瑟夫·海顿。在他身上,莫扎特突然发现了音乐中的天才。以前,他通过克里斯蒂安·巴赫无可挑剔的形式美和旋律美,悟得异质的元素可以被融为一体;现在,他明白这还不够,为了企及艺术作品的完整性,艺术家必须殚思极虑。他的交响曲篇幅加大,逻辑增强。现在他确信自己能够成功解决所遇到的艺术问题,因而他允许主观情感具有更为宽广的驰骋天地。在G小调交响曲(K. 183)中,伟大的莫扎特已经站在我们面前。这部交响曲浑然一体,概念及其实现都无懈可击,其中不可思议地混合着感官性的旋律美与恶魔般的激情,显现出莫扎特悲剧性的一面。景仰莫扎特的人,发现莫扎特这般年少已品尝人间悲哀,不免唏嘘感慨。从海顿那里,莫扎特发现乐器也有灵魂。因而大量的器乐作品蜂拥而至:协奏曲、交响曲、四重奏、为新式的槌击钢琴所作的奏鸣曲、以及数量最多的嬉游曲和小夜曲,变化之丰富无以言表。这都是专为特定的合奏而写的“应景之作”,但恰恰是这种“应景”的性质,莫扎特音乐的理想主义精髓才易被人感知和触摸。因为,虽然现实得到公正评价,但现实又被包裹在理想世界的庄重、幽默和反讽里。这种应景音乐给他提供了机会,让他撩起幕帘,查看一眼生活的某个旮旯角落。 n2 G+ }/ a' C" E9 e
2 B1 a% A, z8 z& C; Z/ O7 t- Z由于莫扎特在萨尔茨堡的处境得不到改善,他辞去主教给他的差事,再次上路,不过由母亲陪同。在几处稍事停留,他们到曼海姆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那里有很多老朋友在等着他们。滞留曼海姆,莫扎特又遇到一批富于刺激的音乐家:霍尔茨鲍尔、神父福格勒和斯特克尔,还有卡纳比希,更别提难以置信的曼海姆乐队的吸引力。1778年3月,莫扎特又到了巴黎,但是这时四处查看巴黎和它的音乐的莫扎特,已经不是那个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好奇的孩童了。无疑,法国喜歌剧、格鲁克与皮钦尼的作品依然赢得他的尊敬,但总的来说,他并不掩饰自己看不起法国的音乐生活。法国的音乐总罩着一层文学的光环,格鲁克派和皮钦尼派在理论和美学上纷争四起,莫扎特的纯音乐想象对这些都嗤之以鼻。他的歌剧计划告吹,但访问巴黎却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器乐作品。虽然法国音乐的理性主义倾向远非他所好,但法国人冷峻的美学清醒态度却再一次提醒他,一种同质的风格在艺术上极具优越性。法国喜歌剧生动、质朴的音乐和出色的宣叙调朗诵法也让他心动。他风格上的集中,异质因素的融合,在正歌剧《克里特王伊多梅纽斯》(1781)中特别明显。这部作品似乎已位于他成熟风格的入口。尽管莫扎特的正歌剧概念尚不清晰,但其中法国因素和意大利传统相互调和的方式已经宣告,最伟大的音乐戏剧天才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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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扎特移居维也纳。约瑟夫二世计划建造一座国家歌唱剧剧院,现在大功告成。莫扎特接受委约,创作一部德语舞台剧,选用一部原先曾由安德烈谱过曲《后宫诱逃》作台本。莫扎特建议对这个本子进行重大修改,以便可包容较大篇幅的歌剧因素。1782年6月,紧跟《后宫诱逃》成功首演之后,莫扎特与他自己的康斯坦茨结婚(《后宫诱逃》中的女主角恰巧也叫康斯坦茨――译注)。在正是从这一年开始,莫扎特开始了与海顿之间亲密无间和相互促进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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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歌唱剧演出之后的四年,是成年人的岁月,其间这位自由的艺术家将天职化作每日的劳作,将艺术的实际操作与理想境界统一起来。一方面,他从生活的材料中有条不紊地建造自己的艺术;另一方面,他用他的艺术组织自己的生活。现实中要面对许多问题:婚姻、养家、在社会中寻找位置。家庭生活的插曲,与朋友和同行的社交,促使他写下大量应景歌曲、卡农、三重唱、以及其他小品杰作,其精美典雅只有歌德的《交游之歌》(Gesellige Lideder)可望其项背。他忙于生计,钢琴学生、公开音乐会、所谓的“学社”活动,监管自己作品的出版,以及其他的聚会和活动都占用他的时间,而每项“应景活动”都会带来一批作品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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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贵族背景的维也纳音乐生活极其发达,为室内乐提供了适宜的温床。在海顿所谓的俄罗斯四重奏影响下,莫扎特创作了六首四重奏(K. 387、421、428、458、464、465),以深挚之情将这些作品题献给他的良师益友。莫扎特强调说,正是从海顿那里他才学会“应该怎样写作四重奏”;但是,在聆听这些新作品后,诚恳而宽厚的四重奏大师却对利奥波德·莫扎特说,“我以自己的荣誉担保向您发誓,我认为您的儿子是我所听过的最伟大的作曲家。”在早年的室内乐中,莫扎特将十八世纪的社交音乐带至变化多端、五彩纷呈的境地。D小调钢琴协奏曲、G小调钢琴四重奏、C小调钢琴协奏曲、C小调钢琴奏鸣曲和幻想曲,在这些作品中,一种全新的、异常阴暗的基调占据上风。新方向的天空上,有一片阴影,那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天才。但是不必刻意去寻找细节上的引录或回忆,因为巴赫的天才影响莫扎特并不在于具体的例子。早期从业于神父马蒂尼的对位课程已强烈地触动过他,他已经很快就相当熟练地掌握了复调作曲法。在范·斯威腾男爵――此人是一位有名的乐迷,曾为海顿翻译《创世纪》的英语歌词――的府第中,莫扎特在巴罗克最后一位大师的作品中懂得了如何理解复调。范·斯威腾是一位巴赫和亨德尔的热切崇拜者,他在音乐会之前的聚会中(帝国首都里最好的音乐家往往都来出席)组织演出两位大师的作品。莫扎特一定领悟到这种音乐是德奥音乐精神的化身,他的下意识想象中回响着这种精神,有时在他的教堂音乐中具体的表现出来。现在,德奥音乐的复调文化以其全部的伟大风貌展现在他眼前。他对这种新发现的强烈兴趣体现在一些作品中,开始是将巴赫的几个赋格改编为弦乐四重奏(K. 405),随后是像C小调双钢琴赋格(K. 426)这样的巍峨大作,再后是最末一部C小调弥撒,很可惜没有完成。这首弥撒紧接《后宫诱逃》而作。这一巧合意味深长――作曲家通过德语歌唱剧进入创作的新阶段,其后紧跟的是一部圣乐,前一部作品对生活的回响消解在德奥复调的精神之中。然而,以这种风格写作的作品大多没有完成,说明莫扎特对维也纳和意大利的效忠仍更强烈,对德奥的遗产更多是渴望,而不是继承使用。直到生命的晚期,莫扎特才成功地调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风格体系,才真正将德奥传统化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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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R, N$ D) J- N. {戏剧又一次牢牢地吸引他。戏剧在他的音乐中一直是真切生活的象征。当时维也纳的歌剧境况是意大利人的帮派天下,他们后面有皇帝撑腰。甚至《后宫诱逃》的成功也没能改变局势,因为德奥人的地盘显然在宫廷歌剧之下,而且还逐渐被意大利人所蚕食。莫扎特在申布伦又做了一次尝试,演出一部小型独幕剧《剧院经理》(1786年2月),随后他索性放弃写作德语抒情戏剧,准备与意大利人正面交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竞争非常激烈,障碍不仅来自对手,而且他自己在寻找台本时也颇费踌躇。从他的信件中可知,他读过不下百部台本,后来才遇到洛伦佐·达·蓬特(1749-1837),一个意大利诗人、剧作家、文人,理解他的意图,并愿意改编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姻》以满足他的奇想。1786年5月1日,《费加罗的婚姻》首演,效果不坏,共演了九次。很快,名声传至布拉格。12月,这出戏在布拉格被搬上舞台。观众掌声雷动,剧院经理特邀莫扎特亲自来到波西米亚首都。童年过后,这是莫扎特第一次尝到真正的成功和喝彩的滋味。但这次旅行最重要的成果是动心写另一部歌剧,延续《费加罗》的成功。等他回到维也纳,他却发现马尔丁的《稀罕事》取代了《费加罗》,迪特斯多夫的《大夫与药剂师》挤掉了《后宫诱逃》。莫扎特的歌剧总被认为太“沉重”,过分“艰深”,现在彻底失宠。他的家庭生活和经济状况有太多的事要操心。孩子们大多夭折,妻子随意花掉他挣来的小钱,再后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他最挚爱的朋友与顾问,利奥波德·莫扎特去世。就是在这段悲哀和每况愈下的日子里,他写下了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杰作之一《唐乔瓦尼》。首演于1787年10月29日在布拉格举行。作曲家自己任指挥,这部作品令观众如痴如醉,欢呼的声浪甚至传到了皇帝耳边。在多次延误之后,《唐乔瓦尼》终于1788年5月在维也纳上演。许多人认为《唐乔瓦尼》乱七八糟,太不协和,只有一个人衷心喜爱和赞赏它――海顿。2 k3 ?2 `, t3 \- F+ B8 A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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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扎特的歌剧声望在消退,他的器乐作品也不再让公众感兴趣。他最后的伟大交响曲甚至没有演出过。环境变化,他的艺术面貌也随之逐渐改变。一种特别的、主观的色调似乎开始支配他的音乐,在雄伟的D大调交响曲(K. 504)已有表露,而在弦乐五重奏(K. 515、516)更趋明显。就在这些写就杰作的同时,他感到他的艺术基于其上的日常现实正在凋谢,好像生活正将他抛在后面;他觉得这种生活不像是现实,更像是他的音乐虚构出的家园。自他童年时代起,一种潜意识的无可奈何的隐忍就伴随着他,现在凸现出来,似是悲剧性的、不可抗拒的命运。G小调弦乐五重奏的头几个小节就奏出这种心声,无论这首五重奏欢快的末乐章,还是洋溢着烂漫优雅气息的《小夜曲》(K. 525),都无法驱散阴暗的悲剧――“光线愈亮,阴影越暗”。它们只是进一步强调和回想对生活的挚爱。正是在这些日子,他找到了热爱生活的魔鬼化身:唐乔瓦尼。正如他笔下的主人翁其实是一个孤独的漫游家,犯了越轨行为,就从人群中逃走,莫扎特自己也越来越退隐到自己的音乐中去。这时期的大多数室内乐和钢琴作品都似乎为他自己而奏。随后出现了他最后一首嬉游曲,降E大调弦乐三重奏(K. 563)。最具社交性的音乐形式,其间浮现的却是孤寂的身影。三个弦乐诉说的是诗人最主观的梦想与渴望,他的悲哀和苦难,它们知道身边没有同伴,它们只是给自己“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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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三年的生活,莫扎特在愈来愈严重的窘迫与失望中度过。他去过柏林,但没能找到职位,虽然普鲁士国王郑重其事地接见了他。旅途中,路过莱比锡,他听到巴赫的经文歌《为主唱一首新歌》,音乐的新视野再一次在他惊奇的眼前打开。《费加罗》再次上演获得成功,约瑟夫二世终于被说动,委约他的宫廷作曲家莫扎特写一部歌剧。《女人心》,基于一部达·蓬特的原创台本,于1790年1月26日首演。这部歌剧的重唱写作美妙绝伦,人类激情的无羁洪流在古典艺术至高无上的力量面前也不得不低下头颅。这一时期的器乐作品全部吐露着同样的古典理想:D大调钢琴奏鸣曲(K. 576)、降B大调钢琴协奏曲(K. 595)、摇光闪烁的单簧管五重奏(K. 581)。深沉的和声,安祥的平衡,晶体般的透明,是这些作品的特征。在大师的最后风格时期中,在四重奏中(K. 575、589、590)、在五重奏中(K. 593、614),在单簧管协奏曲中(K. 622),音乐表情强烈集中,旋律线设计冷峻收敛,同时辅以复调织体的配合,所达到的风格空前统一,诗意的思想彻底转化成为音乐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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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生命既已企及顶峰,此人便不可能再长时间地与日常生活进行搏斗。他一定预感到,死亡在接近。最后一年,他的创作进入狂热状态。像往常一样,他最后一个阶段的创造活动以一部抒情戏剧为中心:《魔笛》,合作者是演员和剧院经理埃马努埃尔·席卡内德(1748-1812)。莫扎特以这部作品重返德语歌唱剧,在宣叙调中他发现了戏剧性的声乐和朗诵风格,所有以后的德语抒情戏剧都以此为基础。《魔笛》常被比作《浮士德》的第二部分和莎翁的《暴风雨》。两种比较都很有道理。《魔笛》标志着所有音乐文明的大融汇,令人想到《浮士德》。莫扎特在他的抒情戏剧中联合所有人类梦想和渴望的象征,因而他敢于起用如此各不相同的形式与情绪要素:简单的民谣、雄伟的合唱、感官性的意大利咏叙调、冷峻的众赞歌赋格、寒光闪闪的不祥花腔、以及人文主义的赞美诗。但是,像普洛斯彼罗(莎剧《暴风雨》中先被篡位、后又复位的米兰大公――译注)一样,作曲家知道他所描绘的人物均是他自己内心愿望的幻影,尽管这些人物栩栩如生。他知道隐忍是他的归宿;他不像贝多芬,会用自己的主观个性去指挥战斗,他的眼光只朝向自己的内心。“哦,深沉的夜,你何时消逝?何时光芒落入我的眼帘?”塔米诺(《魔笛》男主人翁――译注)唱到。 x# `) B0 O7 `( l6 l4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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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无所有,只能继续写作他的《安魂弥撒》。这部作品的委约人是一个匿名赞助者,但死神不再允许他完成这首具有切肤之痛的彼岸颂歌。《泪经》(Lacrymosa)这段音乐刚刚开始几小节,热爱生命的歌唱便无助地永远停息了。) {* \6 n/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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