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岁老人忆平反历程：最感谢拨乱反正的邓小平

太阳水晶

86岁老人忆平反历程：最感谢拨乱反正的邓小平

　　◎口述/李易（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审，现居加拿大温哥华）　整理/李多（李易儿子，中学退休老师）

　　◆1957年反右，1961年被“摘帽”，1970年被“解放”，“有历史问题，但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直到1978年被正式“改正”，其间经历了20多年的磨难。

　　◆我和妻子悄悄回北京探风，曾经编辑《林海雪原》的编辑龙世辉夫妇在家里热情地招待了我们，但龙先生告诉我，“看‘形势’，你还是耐心地等待一个‘时期’”。

　　◆每天，家人都盼望着我的来信，得知我的平反事宜的进展。单位管右派平反的组织部长是个很好的人。他每次都积极向文化部打探消息，并且及时告知我。


　　◆我记得在平反大会的场景，在场的人，被错打成右派的人，无一例外都哭了，都流下了泪。

　　我自1947年师从于游国恩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早年襄助北京大学游国恩教授编注《陆游诗选》，后进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和编辑的工作。1957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被错打成右派。1958年，我和聂绀弩等被发配至北大荒乌苏里江珍宝岛805农场。我劳动四年，后转至山西长治农村教中学约20年。1978年，我正式获得“改正”，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工作。

　　花了七年，争取回原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

　　还是1971年9月发生林彪坠机事件之后，我才开始有了自己获得平反回京重新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念头。当时的社会走向还不是那么明显乐观，但是随着“林彪事件”的发生，开始有了“好转”的迹象。我怎么才能获得回京工作的机会呢？思来想去，我想出一个最稳妥的办法。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做了一首“赋”。我把这首赋寄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周扬。其赋的内容是我表达了自己要求重新回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意愿。那时根本不敢谈自己平反改正的事情。但我没有接到周扬部长的回信。

　　大约在1975年，我和妻子悄悄回到北京。我们没敢贸然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只是找到了我的好友，曾经编辑《林海雪原》的编辑龙世辉夫妇。龙世辉夫妇在家里热情地招待了我们。但龙先生告诉我，“看‘形势’，你还是耐心地等待一个‘时期’”。

　　到了1978年，邓小平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且主张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的错误。这使我又产生了过去的右派问题也很可能重新被改正或者平反的想法。

　　正如龙世辉先生所言，那年的一天，一个人民文学出版的外调人员突然来到山西，造访我家。他说他是为了右派的改正问题而来的，他告诉我，改正右派的工作正在进行。只要是被打成右派后再没有其他问题的，有可能被平反回京工作，但是安置错划右派的原则是就地安排。

　　婉拒市教育局督导室主任的职位，也愿无报酬地在北京原单位工作

　　我那时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争取回京工作；不成就设法到省城太原的山西大学教书。为此我专程去了趟山西大学。我父亲在1946年曾在山西大学教书。山西大学的著名教授姚殿中和姚青苗是我父亲的同事。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但过了数月，山西大学没有给我任何通知。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调人员来我家不久，长治市教育局就找我谈话，想给我改正右派，恢复名誉，给我高级中学语文教师的职称，一个教育局督导室主任的职务。他们想挽留我但被我婉言拒绝，因为我还是想回人民文学出版社做古典编辑的工作。

　　1978年，经过我的申请，人民文学出版社批准我回京工作，但是提出可以回古典部搞编辑工作，但没有报酬；如果右派改正回京工作的申请没有被批准，还得回山西原籍工作。我答应了，做了几个月的“义工”。

　　我暂住在出版社的一个招待所里。开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干起了编外编辑，一方面我得把荒废了的业务从头做起，另一方面我得接受出版社和编辑部领导的考察验收。通过领导同行的考察，我才有可能落实政策回京回出版社工作。

　　我的事情，牵动着我们家每个人的心。那时没有这么发达的通讯，打不起长途电话，消息传递全靠信件往来。我们家住在农村，邮件传递更是不方便快捷。每天，家人都盼望着我的来信，得知我的平反事宜的进展。人民文学出版社管右派平反的组织部长是个很好的人。他每次都积极向文化部打探消息，并且及时告知我。

　　一家五口住一间平房，最终出版社招待所帮我安排了一个床位

　　回京之后，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住处。我岳母在北京站附近的贡院有一间小平房，我、岳母、妻子、儿女，我们五个人住。房子太小，人多，只好向学生宿舍那样架双层床。儿子只能住在屋外靠墙搭的小木屋里。说是小木屋，其实是包装箱拆下的薄木板自己钉的小房。夏天下雨，儿子整个被泡在水里。不得已，向出版社申请，给我在出版社招待所安排了一个床位。每天晚上回出版社，我让我儿女骑自行车送我，为躲避警察，常走小胡同，但是多次被他们逮住，罚款数次，每次几元。

　　我在清华读书时室友三个，其中一个在解放初期到了美国，是美国维茨康新州一所大学的终身教授，红学家。他听说我回到北京，要求见我。那时政治气氛依然浓厚，接见外国人须报告审查。鉴于我当时的窘境，我跟出版社说了我的意见，婉言谢绝了他的请求。他大惑不解，快三十年了，同学怎么拒绝了见我？直到后来，我才向他说明了原因，我的“家”实在“有碍观瞻”。后来，我们清华同学几乎年年在京聚会。

　　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在当年右派平反回京工作的人中，文化部第一批只批准了七个人，我和妻子榜上有名。我妻子原先是出版社的校对员。

　　我记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平反大会的场景，在场的人，被错打成右派的人，历次运动被整的人，无一例外都哭了，都流下了泪。因为很少有人能逃脱被整或者被批的命运。

　　我那次匆匆赶回山西，一进家门，就连忙从口袋里掏出平反的证明，回京工作的各种手续给妻儿们看。我和妻子都热泪盈眶，几乎一夜未眠。

　　天亮时分，妻子说了一句话：“人生真是一个梦”。

　　奋力工作，但不敢再编辑出版恩师聂绀弩的诗

　　1957年反右，1961年被“摘帽”，1970年被“解放”，“有历史问题，但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直到1978年被正式“改正”，其间经历了20多年的磨难。我1927年生人，回京时已经51岁。

　　我原先受到降薪处分，回京后升两级工资。我自反右后到平反二十余年间没有涨过一次工资，每月工资一直是48元。那时国家没有涨过工资，我所在的公社书记每月才四十多元，所以涨级涨工资更是没有指望的事情。我有五个儿女，那时我们的生活十分拮据。

　　自反右以后，“政治后遗症”在一段时间还是有的。改正不久，我的恩师聂绀弩专门请我到他家里，他的磨难恐怕比我要深。他写了一些诗，他和夫人都对我说，编辑出版他的诗，我最适宜。我说考虑考虑。我把他的《三草集》草稿拿回家。我们全家，我，我妻子，我的儿女都读了他的诗。我们经过认真激烈地讨论和争论，最后得出一致的意见：不要参与。因为他的诗里有很多关于“文革”、反右时遭遇的事情。当我把我的看法告诉聂老时，他很失望。他对我说：“你是怕被再牵连啊！”

　　我回京后奋力工作，到我退休时，我曾负责《艺文志》、《唐代诗歌卷》、《诗词曲赋名作鉴赏大辞典》等书编辑。《清诗鉴赏辞典》主编张秉戍、萧哲庵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李易同志编辑文学作品鉴赏集以来，一批具有较高水平而又兼具美学价值和保留价值的文学鉴赏辞典，相继问世。这是传统文学兴旺发达的重要表征和记录。”人文总编陈早春《瞭望·总编辑推荐书》：“编辑李易‘自找麻烦地进行了精心的导演’，译者代表了当今诗坛的不同风格和流派，译集为使唐诗回归民间并走向世界探索了路子”，堪称翻译信达雅原则深一层的发掘与拓展。

　　我最感谢拨乱反正的邓小平。我记得我看到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力军”的讲话时那激动的心情。如今，我已八十有余，忆往昔，记述我改正的经历也是为了再次向邓小平致谢，向党，向祖国表达我的深切的怀念和感激。


写给小平同志的新歌



《龙的儿女记心里》创作背景

早就有想法要写一首小平同志在广西的歌曲。一九九七年初，电视记录片《邓小平》中一组在广西东兰县拍摄红军老奶奶黄美伦的镜头，为这次的创作找到了最好的切入点。在燃起的篝火旁，大家围坐着聆听黄美伦深情的回忆……后又重翻了毛毛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在广西革命的章节，找到了更为详实的材料。书中第237页记录了小平同志经长途跋涉初到东兰的情景：
1930年4月的一天，父亲到达东兰县武篆区，他来到魁星楼旁，找到在县妇联工作的黄美伦。
黄美伦回忆：那一天，“飘着毛毛细雨，近掌灯的时侯，一位精悍的年轻人，戴着竹笠帽，提着拐棍，穿着草鞋，裤脚卷得高高，后面跟着一位红军战士，神采奕奕地来到我家门口。”这就是邓斌，邓政委。
黄美伦立即带邓政委去见韦拔群，两人相见，格外亲切。韦拔群“安排邓政委换了湿衣服，吃了饭，坐在我们壮家的火盆边，说个没完。”
第二天一早，韦拔群便带邓政委上魁星楼去。
魁星楼，原为人们祭祀文神魁星之地，现已成为农协和苏维埃政府办公的地方。
“邓政委来到武篆，拔哥就在二楼上增加一张床和一张旧的八仙桌，供邓政委办公和学习之用。从此，魁星楼上的灯光，经常亮至深夜。”
到武篆后，父亲一面设法同已向北行动的七军主力取得联系，一面和韦拔群一起进行土地革命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
邓小平和韦拔群经常在魁星楼上一起召开军政干部会议和党员领导骨干会议，研究制定有关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
……
父亲在武篆魁星楼住了两个月左右。到了5月底，他们估计红七军主力可能向河池方向移
动，父亲便决定去河池一带寻找红七军。
由韦拔群派去护送邓政委的牙美元回忆，当他们来到邓政委住地时，看到年仅二十五岁的邓政委“身着一套深灰色的军装，头戴一顶红军帽，脚穿一对凉鞋，红彤彤的圆脸上，长有一对特别和蔼而机灵的眼睛。”
在晨曦之中，父亲和他的随行人员，告别了拔哥，策马上路，去找红七军。

书的第274页还这样写道：
韦拔群，广西东兰壮家人，……1929年，韦拔群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百色起义，任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三纵队司令。1930年红七军奉命北上后，他担任第二十一师师长，告别了主力，担负了留守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艰巨任务。……1932年10月19日，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竟遭叛徒暗害，时年三十八岁，右江人民冒生命危险，将他埋葬在广西的土地之中。
1962年12月，父亲为他的亲密战友，为他的拔哥，题了词，他写道：
“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解放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
“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
“他最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对人民解放事业，具有无限忠心的崇高感情。他不愧是名副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
“他一贯谨守党所分配给的工作岗位，准确地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
“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

广西，是小平同志革命生涯中武装斗争打响第一枪的地方。
壮乡人民怀念拔哥和与拔哥并肩战斗的小平同志，怀念他们在广西的那一段战斗岁月。拔哥牺牲了，千山万水走去的那位好兄弟挚着的继续着拔哥等革命先烈未完成的事业，终于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在建设新中国的道路上，小平同志一次次经受历史的考验，并为龙的子孙选择了一条改革开放的崭新道路。中国要雄起！千年的华夏终于走向了开阔地！
光阴如梭，岁月悠悠，虽然革命老前背已离我们而去，但是他们为后人的幸福生活所开创的业绩，永远让龙的儿女世代相传，铭记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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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生前与家人在一起

　　1997年2月19日晚,一代伟人邓小平走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虽然医疗专家全力抢救,尽管他的夫人卓琳声声泣喊“老爷子”,但最终奇迹没有出现,他什么也听不见了。

　　“日子一天一天好起来了。可是他老人家走了。”噩耗随着电波传遍神州,中华儿女一片哀恸。这一刻,多少人的泪水打湿了衣襟,多少人的心灵被深深撼动。

　　不幸的消息也牵动了世界的神经,华人华侨及各国政要、国际友人等纷纷表达缅怀之情,整个世界与中国同哀。

　　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96年12月12日清晨,邓小平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每天,护士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不停的咳嗽令他不能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一些固定的锻炼。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卓琳没有想到,老爷子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一晃,到了1997年元旦。整个京城被雪素裹着。邓小平的病房设在301南楼的顶层,他的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

　　一谈起邓小平的临终时刻,医护人员郭勤英在接受专访时眼眶就红了。她说:“晚年,首长的病情有一些发展,行动不太方便,有时还是很痛苦的,一般人可能难以忍受。但是,首长像平时一样,从不向医护人员提要求、要什么药,真是太坚强了。”郭勤英清楚地记得,邓小平的病房总是很安静,他并没有因为痛苦而发出呻吟,进去的人如果不注意还以为房间里没有病人。“我们是尽量作出努力,让老人舒服点。这个老人从病了到最后是很不容易的。”

　　同样,医疗组医生傅春恩的心头也无法抹去那段记忆:“对疾病本身,可以说首长是坚持到底。他总是积极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在抢救过程中,他是十分痛苦的,但是没有吱一声痛。”傅春恩在接受采访时还谈到,邓小平的家属十分开明,非常理解医护人员,也十分相信医护人员,完全相信医疗组的治疗方案。“正因为他的家属十分配合,所以我们感到非常的得心应手,在治疗方面没有什么顾虑”。

　　“首长病重期间,他的家属与首长一样,一点特殊要求都没有,不干涉医护小组的方案,小组完全可以自己作主。当然,每一套方案实施前,我们还是要请他的家属签字,他们只是履行形式上的手续,对我们特别的信任、放心。”据郭勤英讲,到最后,邓小平的血管很不好找,“很不清楚,扎针扎不准,有时扎了好几针。这不是医护人员的技术不行,他的生命到晚期,血管的确找不准。常常扎好几针才找到(血管),首长也不说什么,从没提出换一个人(扎针)。我们很心痛,也很佩服老人的毅力,以及他对疾病的态度”。

　　医护人员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黄琳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

　　2月7日是正月初一,邓小平在南楼度过,医护人员守在身边,邓家人默然不语,大家都盼望在新的一年老爷子的身体出现好转的奇迹。

　　这位93岁的老人又挺了12天,到2月19日,邓小平的呼吸功能都已经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呼吸。医生赶紧向政治局报告。

　　当时,傅春恩在现场参加抢救,亲眼见证了邓小平走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接受专访时,傅春恩说:“我们早就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这之前,发生过几次病情变化,都抢救过来了。这一次,我们同样一直进行全力抢救。到晚上9点08分,当医疗组认定已回天无术了时,医疗组组长、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陶寿淇与301医院副院长牟善初正式宣布‘停止抢救’。”眼睁睁地看到一直与自己形影不离的首长离开这个世界,在场的医护人员终于憋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邓小平那颗伟大的心脏于当日21时08分停止了跳动。卓琳带着全家人来向他告别。4天以前,她就写信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邓小平的确什么也没有留下来,秘书接到命令,把他留下的衣物全都烧了。他们带着他的内衣、外衣、鞋子和袜子,来到一座锅炉房,把这些东西一一投进炉膛。烈火青烟中,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一件带着窟窿的内衣,眼泪再次掉下来:“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穿着破了的衣服,谁能相信啊!”

　　一声噩耗惊人寰,神州如雨洒江天。老人走了,披着世纪的风云,携着历史的烟尘走了。走得那么安详,走得那样从容。

　　



　　邓小平晚年与身边医护人员等在一起

　　整个世界与中国同哀

　　新华社夜班值班室,得到了早就准备好的讣告,正常的新闻被立即中断,讣告发出。深夜,未睡的人听到播音员沉重的声音。

　　次日凌晨,中央电视台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伴着播音员极其低沉的声调及阵阵哀乐,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广大城市、农村、牧区、机关、工矿、学校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62岁的广安农民唐永贵是邓小平家的邻居,他的父亲曾与邓小平的父亲一起在磨房里碾过粉。早上听到邓小平逝世的消息,他马上放下手中的饭碗,提着扫帚到小平旧居打扫庭院。邓小平的表弟淡文全老人一边打扫院坝一边说:“小平是我们牌坊村的骄傲,他去了,我们牌坊村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抗战年代曾经在“邓政委”家帮过忙的左权县上麻田村的要玉娥的老伴、儿子,端着饭碗坐在电视机前的小板凳上,静静地看。这天上午,当老伴从电视上看到“邓政委”去世的消息,惊慌地告诉她时,要玉娥一把拉住老伴,连着说了几声“你可不敢瞎说”。当她证实了这个消息后,老人难受了一上午,一遍又一遍地看电视。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要玉娥说,当时她只有15岁,卓琳每天教她认3个字,邓小平经常背着手走到她身后检查她的作业……

　　清晨,“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大型宣传画前的台阶上,摆满一束束洁白的马蹄莲、黄色的菊花和一朵朵雪白的纸花。络绎不绝的深圳人从四面八方涌到邓小平画像前,捧来一束束鲜花,献上一个个花篮。他们一次次地鞠躬,一遍遍深情地呼唤:“小平同志,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大江南北哀思不尽,长城内外万民同悲。邓小平逝世的消息,让人们陷入了不尽的哀思之中。各界、各地、各族人民以不同的声音、相同的方式传递着一个共同的心声:“小平同志,我们想念您!”

　　邓小平走了,带着一丝遗憾走了。他生前曾表示,香港回归祖国时,哪怕是坐着轮椅,也要去亲眼看一看。然而,就在距离香港回归祖国仅剩100多天的时候,他却永远地离开了。

　　香港各报纸、电视台、电台大量报道邓小平逝世的消息,许多报纸还出版了特刊、专辑,用大量文字和图片介绍邓小平的生平事迹,并发表社论、评论颂扬邓小平的历史功绩。邓小平逝世的消息在香港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许多港人从一早就一直守在电视机前观看有关报道。清晨,在地铁、公共汽车上,很多人都在看报纸上有关邓小平逝世和生平的报道。

　　邓小平辞世,让全世界为之动容。全球所有重要新闻传媒均以最快速度进行报道,许多报纸为此在19日连夜撤换了报纸的头版。第二天,主流报纸的头版均以黑色报头面世。世界震动了,全世界的新闻一时似乎只有一个关键词“邓小平”。

　　哀思,远已超越了民族和国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表声明,对中国卓越领导人邓小平的逝世深表悲痛,对其家属、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最深切的慰问。声明说:不仅他的国家将永远铭记这位中国现代化和经济腾飞的设计师,而且国际社会将缅怀他的伟大业绩。在他的卓越领导下,中国进行的大幅度改革,使人民的生活发生了难以想像的变化,这一成就无疑是他留给后人的最伟大遗产。

　　次日,安南前往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对邓小平的逝世表示哀悼。安南在吊唁册上写道,邓小平的逝世“不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是巨大的损失。人们将永远怀念他”。随后,他久久凝视着邓小平的遗像,默默哀悼。

　　纽约曼哈顿岛的东河之滨、静静屹立的联合国总部大楼,迎来了庄严肃穆的一天。来联合国工作和参观的每一个人都注意到:降下一半的联合国旗在空中迎风飘扬,世界人民都在悼念一位卓越的中国领导人。联合国官员特赖曼说:他曾去过中国,中国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邓小平在推动中国现代化、执行改革开放政策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世人皆知。在联合国工作23年的联合国保安人员约翰·布利恩多说:虽然每个国家元首逝世,联合国都要降半旗致哀,但许多总统的名字一般人都叫不出来,但他知道:中国这位领导人的名字叫邓小平。同时,联合国发言人办公室同时宣布,在近期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与会者以默哀一分钟的形式悼念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全球同悲巨星陨。连日来,各国以各种形式对邓小平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高度评价他的伟大功绩,为中国失去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中华民族失去一位英雄、世界失去一位崇高的伟人、一位伟大的朋友而深感痛惜。

　　




　　“邓小平和人民在一起”雕像(余玮 摄)

　　最朴素的方式完成唯物主义者的嘱托

　　1997年2月24日上午, 301医院南楼小礼堂庄严、肃穆。邓小平的遗体静卧在鲜花和常青松柏中,面容安详,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党和国家领导人胸佩白花、臂戴黑纱缓步来到送别室,在邓小平遗体前肃立。哀乐声中,他们向邓小平的遗体三鞠躬,表达对这位在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功勋的伟人最崇高敬意和深切缅怀之情。

　　合着哀乐的节奏,8名礼兵抬起安放着邓小平遗体的灵柩,缓缓走出送别室。江泽民等护送邓小平的遗体上灵车。当灵车启动时,在场送别的人悲痛肃立,向邓小平的灵车行注目礼。

　　从301医院到八宝山,短短两公里半的路途两旁,挤满了首都各界人士和从各地赶来的人民群众10多万人。壮丽的首都蒙上沉沉灰雾,天公仿佛也在为邓小平的离去而哀伤,忽然变得阴沉。宽阔的街道失去了昔日的喧嚣,沉浸在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中。

　　路旁有人举起了“小平同志您走好”的横幅,不少人举起了邓小平的画像和刊有遗像的报纸,执勤的武警列队向灵车行注目礼……挂着素花披着黑纱的灵车,从人们的面前缓缓驶过,人们的目光,随着灵车缓缓地移动,默默地投下最后深情的一眼。

　　灵车队伍驶过,路边的人流却久久不肯散去。不少人把戴在胸前的白花轻轻摘下,系在路旁的松柏树上,一丛丛常青树,似乎一瞬间绽开了千朵万朵梨花。这是松枝和白花的海洋,这是哀思和深情的海洋……

　　2月25日,人民大会堂庄严肃穆。主席台以银灰色为底色,台口上方悬挂黑底白字横幅“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邓小平的骨灰盒安放在遗像前的白兰花和常青松柏中,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10时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全场肃立,默哀3分钟。由500人组成的军乐团奏起悲壮的哀乐。群山肃立仰风范, 万众静默寄哀思。现场转播的广播和电视把悲壮的哀乐声传到祖国城乡,传到北国南疆,神州大地在哀伤静默,亿万人民含泪肃立。与此同时,在奔驰的列车上,在江河湖海的轮船和军舰上,在祖国各地的工厂和矿山,在一切有汽笛的地方,笛声长鸣,震彻云霄。

　　默哀后,人民大会堂奏起了庄严的国歌。

　　接着,江泽民含泪致悼词。他在悼词中缅怀了邓小平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表达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对他的深切哀思。悲怆、哽咽的话语回荡在人民大会堂,回荡在天安门广场,回荡在亿万人民的心上。“中国人民爱戴邓小平同志,感谢邓小平同志,哀悼邓小平同志,怀念邓小平同志,是因为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邓小平同志这样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今天同样应当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江泽民致悼词后,全场向邓小平遗像深深三鞠躬。雄浑的《国际歌》在人民大会堂的上空久久回荡。

　　邓小平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关于后事,曾对家人多有交代。3月2日上午,灵车驶入西郊机场。机场降半旗志哀,松柏枝上缀满了白花,寄托着亿万人民对邓小平的崇敬与怀念。哀乐声中,胸佩白花的空军官兵脱帽列队,默默地目送载有邓小平骨灰的专机向着大海飞去。

　　81岁的卓琳强忍着悲痛,眼含热泪,用颤巍巍的双手捧起丈夫的骨灰久久不忍松开。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小平的名字,许久才将骨灰和着五彩缤纷的花瓣缓缓撒向大海。女儿邓榕将骨灰和花瓣缓缓撒向碧波万顷的大海,哽咽道:“爸爸,您回归大海,回归大自然,您的遗愿得到了实现,您安息吧!”

　　大海呜咽,寒风卷着浪花,痛悼伟人的离去。从那永不停息的涛声中,人们仿佛又听到了震撼过无数人心灵的声音:“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