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肖斯塔科维奇而战

yinpin

  为肖斯塔科维奇而战

    至今仍有不少学者继续打着冷战，玷污了音乐学科以及肖斯塔科维奇的清名。
    美国中西部的发射井深处，一颗冷战时期的导弹随时会被点燃。印地安那大学出版社在寄送《肖斯塔科维奇个案研究》（A Shostakovich Casebook）的样书时称这本书能保证在学术上成为“肖斯塔科维奇争议的定论”。
    这里的“争议”一词，是委婉用法。通常它暗示一个人说了谎或是犯了罪但无法被证实，并足够大到引起恐慌。比如BBC提到一个著名色情生产商时就用了“有争议”一词。在肖斯塔科维奇这里，“争议”来自他的回忆录《见证》，该书1979年在纽约出版，这时作曲家已去世4年。书中详述了他在前苏联的痛苦，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他对成名同事的刻薄挖苦。回忆录由所罗门.伏尔科夫（Solomon Volkov）“记录并整理”，伏尔科夫也是音乐家，来自列宁格勒，1976年移居美国。
    《见证》的出现对西方音乐家来说更为震撼，他们一直懒惰地接受肖斯塔科维奇忠于苏联的官方说法，而苏联的听众没有那么天真，他们总是能从肖氏的音乐中听出潜伏的异议，这是激愤的人性发出的实时评论。
    苏联官方对《见证》的反应是统一口径的断然否认，他们让肖氏的家人和朋友出来攻击回忆录是伪作。伏尔科夫出示了几页草稿，上面有作曲家证实有效的签名。80年代，作曲家的儿子马克西姆和许多朋友变节出逃，他们一个接一个出面证明了《见证》的诚实。
    接着苏联解体，简单的真相不再有争议。用肖斯塔科维奇的密友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话来说，肖氏用15部交响曲记录了苏联的秘密历史，用15部弦乐四重奏描述了他的内心折磨。“争议”终结了，你也许会这样想。
    然而，对于一群在苏联受教育的美国学者来说，简单的真相是不可接受的。整个90年代，这群好事之徒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对伏尔科夫的攻击，企图强加一种反修正主义的观点，将肖斯塔科维奇视作一个胆小、顺从的苏联公民。这群人以加州大学的理查德.塔茹斯金（Richard Taruskin）为首，控制了媒体的思路。一个塔茹斯金的支持者劳瑞尔.E.费伊（Laurel E Fay）写了一部“权威的”肖斯塔科维奇传记，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将作曲家描述成奴隶般地顺从斯大林的怪想法。本文开头提到的印地安那大学出版社的《肖斯塔科维奇个案研究》由马尔肯.H.布朗（Malcolm H Brown）编辑，收集了所有攻击《见证》的文章。布朗在出书前从未将材料送去纽约给伏尔科夫评论，美其名曰学术超然和探询精神。
    伏尔科夫和妻子玛丽娜住在百老汇路一座高楼的一室户里，可以俯视哈德逊河。清晨的雾光，会让他想起家乡的涅瓦河。我曾在他家喝过几杯科涅克白兰地，告诉他我听一个俄国艺术商人说过，记得他去探望病中的肖斯塔科维奇，手里拿着记录稿让他审阅。伏尔科夫漠然地耸耸肩，他已经被塔茹斯金之流攻击成了一个骗子、作伪者，根本不太认识作曲家。
    伏尔科夫对于诋毁者的回应，是一本研究肖斯塔科维奇和斯大林的著作，由利特尔&布朗出版社出版。他将作曲家的反体制倾向上溯到了创作生涯初期。直到现在，人们普遍以为年轻的肖斯塔科维奇受到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感召，自愿创作了《第二交响曲》（“十月”），庆祝革命胜利十周年。
    伏尔科夫可不这么看。他写道，1922年，肖斯塔科维奇曾在一次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聚会上演奏钢琴。他父亲去世后没有给家里留一分钱，作曲家曾在书信里暗示是苏联的体制造成了他的苦境。1926年，他的《第一交响曲》大获成功后，他表面上似乎挺顺从，但到了《第三交响曲》，本该庆祝“和平建设的节日情绪”，却阴沉了下来，伏尔科夫认为这是因为作曲家知道了斯大林的镇压，以及古拉格劳改营的惨状。
    转折点是1936年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该作品因为露骨的性描写以及同样形象的古拉格列车汽笛声触怒了斯大林。许多人认为《真理报》上发表的批判作曲家的文章出于斯大林授意，当然这歌剧也被禁了。1962年，歌剧有了删节版《卡捷琳娜.伊斯梅洛娃》（Katerina Izmailova），至今仍在俄罗斯的一些歌剧院上演，而世界其他地方则拥抱了爆炸性的原版。
    国家恐怖对于一位孤立无援的作曲家的影响，在肖斯塔科维奇的孩子马克西姆和加丽娜的回忆录中得到了详尽的描述（Short Books出版）。他们回忆，父亲被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克格勃的前身）叫去，命令他写一份“坦白书”揭发其他人的反国家阴谋。肖斯塔科维奇第二天一早去列宁格勒的监狱报到，在走廊里等了一整天，最后被告知要审问他的人自己被逮捕了，这样他才得以脱身。
    他的后半生一直在保护家人的需要和见证历史的冲动之间维持脆弱的平衡。他设计了一种密码，在乐谱中嵌入信息。公认是他最为私人的作品的《第八弦乐四重奏》作于1960年他被迫加入苏共之后。加丽娜记得原初的题辞页上写着：“纪念我自己。”
    肖氏的道义勇气以及反感政治的证据是如此具有压倒性，很难想象那些象牙塔里的音乐学者竟能完全无视。然而塔茹斯金和他的支持者依旧固执己见，竟也还有影响力。塔茹斯金得到了《纽约时报》的注意，也只有美国报纸会关心这种问题；他为牛津出版社写了6卷本西方音乐史，不出所料地将他对肖斯塔科维奇的扭曲观念写了进去，企图影响下一代学生。
   


这些陋儒的动机何在？大概只有心理分析师才能提供解答。但从塔茹斯金、费伊和布朗的简历来看，他们的共同点是在前苏联度过了平静的学生时代，当时生活简朴，而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密码还没有被西方破解。他们无法原谅伏尔科夫的大胆揭发，而要收回自己的理论又会像一群傻子。所以他们拼命地写，这些根正苗红的怀旧者，拿着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继续打着冷战，奋不顾身又恬不知耻地玷污了音乐学科以及苏联时代最伟大的英雄肖斯塔科维奇的清名。

ganyu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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