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之父萧友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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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之父萧友梅先生

西方神论中有一词为“殉道者”，指的是为了心中信仰，为了传播神的福音而甘愿牺牲的基督徒。后来衍伸使用到那些为了某些信念、目标、执着固执直至付出生命的人。

近百年前，中国山河破碎，音乐发展步履维艰。有一位名叫萧友梅的人，早在年少时下定决心，后踏上成为中国音乐殉道者的路，虔诚万分，为此操劳终生。

他创办了中国靠前所高等音乐院校，创办了中国靠前个音乐教育机构，他谱下一首民国国歌，他组建中国靠前支管弦乐队，他是音乐学研究领域获德国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靠前人。

少年时代踏上前往东瀛航船的那刻起，他就自愿背负起兴国乐的沉重使命，告别了所有玩乐的时光，告别了身后的满天星辰。




求学生涯

1884年冬，萧友梅出生于广东香山。父亲是清末秀才，给他取名乃学，字思鹤，别号雪朋。名字里学、鹤、雪三字分别对应进取、贤能与高洁,恰好概括了他的一生。

时局动荡，5岁的萧友梅跟随全家移居澳门，随后进入陈子褒的“灌根草堂”就读，少年萧友梅一直维持学霸模式，伏在小书桌前，学习英文日文，严谨，沉稳，一丝不苟。

他没想过自己会爱上音乐，直到从不远处的窗外听见悠扬的手风琴声。

原来是隔壁搬来的新邻居，一位葡萄牙牧师。每天沉浸书卷和刻板教育的少年，如哥伦布偶遇新大陆，他百听不厌那旋律，不久就能唱出风琴奏出的曲调。

“自幼从父读书，在澳门居住10年，时闻近邻葡萄牙人奏乐，羡慕不置，然未有机会学习也。”于是这个念头一直搁置在心中。

1892年，萧友梅8岁。隔壁又搬来一户新人家，正是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来澳门行医的孙中山。仔细一问，发现碰巧都是广东香山的同乡，因此两家交往甚密。那年孙中山已经26岁了，时常来往港澳，勤于政治活动，与杨鹤龄、陈少白、尤列结成小集团，被人称为“四大寇”，经常大胆议政。萧友梅耳濡目染，受孙中山民主思想影响很深。

他从一个懵懂的孩童渐渐有了志向。1900年，萧友梅来到广州，进入了近代中国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的时敏学堂。萧友梅学国文、历史、地理、格致、算学、图画、声乐、体育等课程，门门成绩优异，在1901年获得仅有十人的赴日本留学的机会。

此次留学他是有目的的，在时敏学堂正式接触了音乐后，他认定音乐是他此生的方向，这次去日本，他必须学有所成。

因为是自费生，经济问题是个大难关。萧友梅会日语，于是在业余时间，靠翻译挣取微薄的学杂费。几年过去，他表现皆优，拿下了广东省官费留学名额，得以继续在东京留学。萧友梅先是考入东京高等师范附中，同时如愿在东京音乐学校专修钢琴和声乐，正式圆了他与音乐结缘的梦。　　　

他深知学海无涯苦作舟，所以一刻也没有停下。毕业后，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专攻教育学，并继续在东京音乐学校学习钢琴。

在东京，他遇见旧友孙中山，并怀着满腔热血加入了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

那时孙中山正隐蔽地从事革命活动，为了掩护他，萧友梅把自己的寓所提供出来，供革命党人作为秘密会议的地点。举行会议时，萧友梅常常带着廖仲恺的孩子在屋外玩耍，实际上是在给开会的人放哨，一有动静就可立即通知他们。

后来，革命遇到挫折。同盟会领导的湖南萍浏醴起义失败，而孙中山全然不知日本政府已答应配合清政府通缉他。知情的萧友梅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将孙中山秘密藏匿于自己住处，并承担起孙中山与外界的联络工作，直至一个月后情势稍有缓和，孙中山秘密离开日本赴他国。　　　




萧友梅赠送给孙中山的题签照






回国，厚积厚发

1909年夏，萧友梅从东京帝大毕业归来，随后在北京保和殿通过留学生考试，获得“文科举人”的身份，得以在清政府学部（即现在的教育部）谋得一个职务。



参加“次试”后，萧友梅(左)等人在香山会馆合影

不久后，武昌起义枪声响起，辛亥革命爆发，大清王朝轰然倒塌，未来都是变数。萧友梅只能从北京去到南京，开始他新的人生。　　　

1912年，刚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欣赏萧友梅的胆识与为人，任命他为总统府秘书。可惜好景不长，同年4月1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盗取，南京政府被迫解散。孙中山自然也解除了总统职务。



孙中山颁发给萧友梅的总统府秘书员委任状（复印件）



南京临时大总统秘书处前的合影，一排自左至右为
萧友梅、唐绍仪、孙中山、胡汉民、冯自由


解散前，孙中山询问各位成员的志向，萧友梅表示，还是愿意继续学习音乐，并且想去德国深造，因为日本现代音乐教育的来源地就是德国。孙中山也支持萧友梅的选择，还将此事交由教育总长蔡元培办理。因经费问题，萧友梅等待数月。终于在10月收到好友蔡元培的来电：已筹得款项，即可放洋。

于是1913年，萧友梅开始进入由门德尔松一手创办的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攻读音乐理论和作曲；同时又在莱比锡国立大学攻读哲学与教育学。在这些高等学府里，不仅有乐坛泰斗任教，还有举世闻名的合唱团。萧友梅格外珍惜这样的学习氛围，把别的同学上舞厅、泡咖啡馆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　　　

1916年7月，萧友梅以论文《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历史的研究》，获得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也成为中国首位音乐博士。



萧友梅博士论文。这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中国留学生的一篇博士论文，也是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领域中最早一篇有关乐队、乐器及其演奏的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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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时正值一战时期，海上交通已断，萧友梅一时无法回国，他便于这年10月，转入柏林大学，继续选修哲学、教育学、伦理学、儿童心理学、音乐、美学等课程，其间还写出《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古今中西音阶概说》等文章。

课程之繁杂，门类之广，我们看名字都能知晓。萧友梅虽说三十出头，正值青年，但身体这样消耗下去，也不是办法。

毕竟他太急于在中国发展音乐教育了，“五四”以前，中国传统的音乐教育只限在文人的自娱性音乐方面，弹古琴等音乐活动只是作为修身养性的一种手段。从事表演的活动，是由社会底层的“戏子”们担任的。这些活动与“国民音乐教育”并不是一回事。

那时音乐整体地位低，不上台面，现有的音乐质量也不够高。萧友梅认为中国音乐无论民歌、民间器乐曲或者戏曲，多建立在五声音阶调式基础上，音调缺少雄壮刚强的气势。他所作的曲子中，大部分都用七声大调音阶，并且极为注重曲调的高昂，以表民族气节。

等到交通恢复，他带着这些想法，背着行囊马不停蹄地回到了祖国。



1920年3月，萧友梅（右一）归国时在“南京”轮上
与丁淑静女士及江、冯二君合影

1920年3月，萧友梅回到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平，碰巧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从欧美考察教育归来，提倡“以美育代宗教”的蔡元培极其欣赏萧友梅，聘请他为北大中国文学系音乐讲师。在北大，萧友梅教授的课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每当他开讲，“听者几近千人，极北大校园一时之盛”。

由于蔡元培的发起与倡导，北大率先成立了音乐研究会，萧友梅加入了蔡元培任会长的“北大音乐研究会”，并在该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刊物《音乐杂志》上发表多篇音乐启蒙性文章。

这些成果无疑是在中国发展音乐的好兆头。萧友梅曾分析中国音乐发展缓慢的原因，觉得要使中国现代音乐发扬光大，首先必须立足于办好音乐教育，培养出中国自己的音乐人才，中国的音乐才能得到发展。

除此之外，他还想在中国创立曾在德国看见过的合唱团，把音乐作为文娱活动以一种更为亲民的方式普及，才能引起大众对音乐的兴趣。

萧友梅的敢想敢做，立即跟蔡元培讨论起此事。　

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小型的、16人的管弦乐队，指挥是萧友梅。他从北京的赫德乐队招人进合唱团。他出车马费，组织成员每个礼拜到萧友梅家里来排练。

一场演出是在北京大学。在当时的中国搞管弦乐队，仿佛在美国街头唱二人转，对当时来说思想不算开放的人来说是有点文化冲击的。听闻演出的消息，男女老少倍感新奇，都好奇地往北大第三院的大礼堂走去。

“听说今晚要演奏贝多芬的交响乐。”

“是哪个国家来的乐队？”

“是咱们北大音乐传习所的乐队。指挥听说就是那位从德国留学回来的萧友梅博士。”

“好啊，中国人指挥中国乐队演奏西洋交响乐，这可是件开天辟地的新鲜事儿。快走，听听去!”

乐队队员一上场，人们就交头接耳议论开了。他们手里拿的是提琴、洋号，身上穿的却是长袍马褂。样子滑稽又古怪。

事实上，敢于标新立异者，必然有自信的底气。留学数年的萧友梅，怎会拿不出好的作品？他带领乐团气定神闲、优雅投入地完成了表演。表演结束的那一刻，获得了满堂喝彩。

萧博士亲自组织、亲自训练、亲自指挥的这个16人的马褂乐队，就是中国的一个西洋管弦乐队。它并不是昙花一现，而是顽强生存了将近5年，期间带来40次精彩演出。

有一回，徐志摩在北京大学给学生们讲述英国诗人济慈的《夜莺歌》时说，谁如果没有听过夜莺歌唱，一准是个遗憾，而补救的方法就是去听萧友梅指挥演出的“培德花芬的第六沁芳南”（即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因为该曲中传出了夜莺的歌唱：　
　
下回萧友梅先生的音乐会要是有贝德花芬(贝多芬)的第六个沁芳南(The Pastoral Symphony)时，你们可以去听听，那里面有夜莺的歌声。好吧，我们只要能同意听音乐——自然和人为的——有时候可以使我们听出神。

可见管弦乐队在那时的势头之盛。



萧友梅与其“马褂乐队”

那几年大概也是萧友梅最愉悦轻松的几年，除了办管弦乐队之外，他还与从瑞士留学回来的杨仲子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创设音乐、体育专修科。萧友梅担任音乐专修科主任。

除此之外，萧友梅也开始源源不断地创作。这一年北京政府接受章太炎的建议，国学大师章太炎提议由《尚书》所载的《卿云歌》作为中华民国国歌的歌词，并公开征求曲谱。　　　

最后，萧友梅谱的曲子获得认可，并于1921年7月正式颁布定为国歌。　　　

“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象征中国国运昌盛。这首歌后来成为了复旦大学的老校歌。

萧友梅作为中国音乐教育的开山人，花费无数心血在北平激起一点音乐的水花，但萧友梅的志向远不止于此，他想让音乐在国内成为一股新浪潮，成为一种高尚的信仰，而不是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佐料。

他要建立一所符合国际标准的音乐学院，为此，他多年向教育部提出计划，但都毫无结果。时局动荡，谁会在乎这可有可无的音乐？

后来，上面并没有传来好消息反而更糟，1926年北伐，军阀张作霖接管北京政权后，其教育总长刘哲1927年6月以“有伤社会风化”、“浪费国家钱财”为由，下令停办北京国立院校的所有音乐系科。就这样，萧友梅苦心经营了5年的北大音乐传习所被迫解散了。

萧友梅跌入谷底，倍受打击，他把黄金年华贡献给了音乐事业，身边也没有陪伴他的爱人。他居于陋室，一个人度过了最难的那段时期。






创建上海国立音乐学院

他没想过放弃，也没想过在身世浮沉的时代明哲保身。就算有一丝办学的希望，他都会争取。

1927年10月1日，蔡元培就任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萧友梅跟随他毅然南下。经蔡元培力争，政府终于通过了萧友梅创办国立音乐院的计划。　　　

不过，计划虽然通过，之前说定的6万元经费，财政部却要等“战争结束后即筹划拨给”。说是“战争结束”，实际上就是不会再给了。这时，多亏好友杨杏佛出面为他力争，萧友梅才拿到3000元不到的“开办费”。

拿着这笔少得可怜的钱，他在上海创办了中国靠前所专业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它也就是今天遐迩闻名的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　　



国立音专



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 “国立音乐院” 正式成立，创始教师们在陶尔斐斯路56号（今南昌路）的门口合照留念
　
几尺小弄堂内，一个学校艰难诞生。大的房间全都用作教室，校长室就在阳台上，在栏杆上面装上一排玻璃，挡风遮雨。

萧先生同大家挤住在一起，每天穿着一套普通的旧西装上下班。他既没有专用汽车，也没有校长专用黄包车，外出办事，近处就靠两条腿，远处就乘电车。

没有交通工具就算了，学校甚至连员工都请不起。全校里门房、打铃、传达、清洁……等等杂务都由一名“校工”兼任，那就是萧友梅校长。

办学时他已将近五十，多年伏案身体状态堪忧，从早到晚，他在这所学校里身兼数职，像台连轴转的机器，没空停歇。

比起校长，萧友梅更像是一位慈祥的父亲，招进一批等着他培养的孩子，而上海国立音专，就是他苦心经营的一个家。

当时已是1927年下旬，学生经考试合格先录取19名，继而又有从外地赶来，经考试合格后录取的学生4名。　　　

条件虽苦，他依然心怀希望。萧友梅在11月27开学典礼上鼓励学生说：“伦敦皇家音乐院1823年成立时，只有20个学生，80年后增加到500人以上。大家共同努力，10年后就可以有500个同学了……这是对音乐院的希望。”　　

萧友梅曾设想以后每年招收50名学生，10年500人，这也是萧友梅对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前景的期待。

他对学生尽心负责。为了向全国普及招生，他特意向各省教育厅发函，让各省选送一些学生来音专学习，毕业后再回到原地，实行定向培训。这样一来，来自边远省份的“土包子”也能受到正规的音乐教育了，他们学成回乡，等于在全国遍播了音乐的种子。

国立音专这张蓝图，萧友梅很多年前就开始画起，其中渗透了许多萧先生留学得来的经验。它的许多办学特点，至今都值得借鉴。

首先是师资力量方面。1927年，中国正处于被列强蚕食的水深火热之中，萧友梅又只是一个钱袋空空的穷教师，要是想请到在国际范围内有声誉的教师，怕是得热脸贴无数次冷屁股。可萧友梅偏偏就是凭着一份求贤若渴的精神，聘请到大量水平极高甚至达到世界高品质水平的音乐教育家。

其中有俄罗斯资历深厚钢琴家查哈罗夫、意大利小提琴家富华和大提琴家佘甫嗟夫、苏联籍声乐家苏石林等等。1929年，世界资历深厚钢琴家、俄罗斯的查哈罗夫旅居上海，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萧友梅多次登门拜访，甚至将月薪提至400元（普通教授为200元），最终对方被他的诚心打动。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有键乐器组主任查哈罗夫（Mr.Boris Zakharoff）先生像。

想到一位清贫教师，搭着简陋电车，不辞辛劳地多次登门请求，心底难免泛起一阵心酸。在萧先生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教育工作者的良心。

国立音专在1927~1937十年间，聘请教师总数曾达41人，其中外籍教师28人，中国教师13人。这样一种集中国内外高品质师资队伍进行办学的思路和模式，为萧友梅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成功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　



小提琴教授富华授课情形




其次，萧友梅先生坚持用蔡元培提倡的“美育”教育学生。

萧友梅对学生的爱护是众所周知的，他从不以“钱财”作为衡量学生的标准。

萧先生曾感叹地说：“一个学生在音专上了几年学, 领到一张证书, 只是添了一份嫁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萧先生出了一个主意：发函各省教育厅, 每省保送音乐学生若干人来音专学习, 毕业后回原地方工作, 以便促进各省音乐教育的发展。” 这样一来, 西北、西南等十五个省市都有自命“土包子”的贫困学生到上海学习。广西的陈传熙 、山东的李士钊等均因此机会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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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冼星海由北平来上海考入国立音乐院，见他家境贫寒，萧友梅便让他在音乐传习所里管理音乐书籍和抄写乐谱, 用工作所得补贴他学习生活费用。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成立后, 萧友梅让冼星海、熊乐忱等原北大音乐传习所和北京艺专的学生免试入学, 并安排冼星海以半工半读方式维持学习与生活, 还曾亲自陪冼星海到上海工部局乐队报考黑管演奏员, 可惜未被录用。

他尊重每一个前来报考的学生，对于千里马来说，无疑是较好的伯乐。丁善德就是在 1928 年以自学的一点琵琶知识从昆山前来报考的，萧友梅慧眼识英才，将其招入学校悉心培养，日后果成大器。



丁善德师从查哈罗夫学习钢琴，从苏石林学习声乐，都取得良好成绩，是中国首位灌制唱片的钢琴家

第三，萧友梅在学习西乐的同时，兼顾对国乐的培养及发展。

他曾和蔡元培聊天时讲到自己的办学宗旨：“以养成乐学人材为宗旨，一面传习西洋音乐，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扬而光大之。”

上海国立音专门设有民族器乐演奏课，并要求每位学生至少选择一门民族乐器为副科。

音乐院和国立音专校长的10余年间，培养的中国资历深厚音乐家都赫赫有名。理论作曲有贺绿汀、陈田鹤、江定仙、刘雪庵；钢琴有李翠贞、李献敏、丁善德；声乐有喻宜萱、周小燕、斯义桂等人，他们中多数成为我国近现代音乐界支柱式人物。

然而辉煌成绩背后，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心酸。

因为贫穷，国立音专自办学以来经历9次搬迁，如此高的频率空前绝后。萧友梅在1937年12月18日补行的开学典礼上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搬家是音专的家常便饭。”

学校资金不够运转，就不能给予学生低廉学费。他一边想体恤学生，一边又不得不抬高学杂费。这样一来，学生个人经济利益和校方全局发展往往很难取得一致，矛盾就此激发。

1929年暑假，萧友梅再三思考后决定收取暑假留校同学8元的学杂费用，这在当时并不是个小数目，况且大家都是来求学的穷学生。此举引起以洪潘等人为首的学生的反对，他们冲动地认为萧友梅是个自私无情的人，洪潘甚至说:“写封信给萧友梅, 叫他走!”由经济问题引发的学潮，后期演变为向政府请愿赶萧友梅下台的举动。萧友梅更是被不公正地置于“人民音乐家”的对立面。

萧友梅事实上很冤枉。从学生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萧友梅是位清廉的老师。




“有一年底, 学校也像别的大学一样, 有了一点结余。别的大学都用那笔钱买了汽车, 萧友梅考虑到学校还缺少一台开音乐会用的三角琴, 于是把它用到节骨眼上。不久, 一台崭新的伊巴赫牌三角琴从德国运到了上海。”

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没有人可以全然不顾自己的利益，更何况眼前是一群心智还未成熟的毛头小子。更让萧友梅心寒的是，自己欣赏的学生冼星海居然也参加了这次学潮。冼星海与交费事件本无关系,但因为他参加田汉“南国社”活动,与田汉同住，便也成为了学潮的积极参与者之一。同学经常在他的住处开会, 商量怎样对付萧友梅。萧友梅知道这件事后, 非常伤心。

学潮的尾声是1929年7月25日，教育部训令国立音乐院暂行停办, 听候接收并成立改组委员会。

萧友梅身心俱疲, 于同月向教育部辞去院长职务。积劳成疾的他, 去莫干山养病。

一生为音乐殚精竭虑，经历无数次大起大落，却换来一个这样的结局。那年他已经45岁了，依然没有伴侣，在他的传记里，甚至找不到一段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

朋友问起这个问题，他淡淡地说：“我已经同音乐结婚了。”

直到1932年，才同沪江大学毕业生戚粹真女士结婚，做媒的是国立音专的老师周淑安。

文革那几年，萧友梅遭到大众的批判，被斥为鼓吹“洋乐”的“洋博士”和“唯西洋是崇”的“学院派堡垒”，并且被议论人品。周淑安毅然决然地为萧友梅辩护：“萧友梅虽然脾气有点古怪，但却清廉勤劳，克己奉公，当时政府欠发经费，学校连发薪水都有困难，他就把学校积存的一点钱，尽先发给教职工，自己的那一份他没有领，所以，萧友梅到死的时候还是一个穷光蛋。”

在莫干山的那些年，他依然惦念家国大事。1931年“九一八”之后，萧友梅写下《从军歌》，是我国一批以救亡为题材的爱国歌曲之一。

他早年就患有肺结核病的萧友梅，因长期积劳成疾，结核菌侵入肾脏，引起肾出血，医治无效，于1940年12月31日，逝世于上海体仁医院，享年56岁。

他离开的那一天，仍不忘叮嘱前来探病的人回学校时，记得把钢琴课室朝外的门缝用硬纸条塞紧，以防吹进冷风，冻坏学生的手指。对学生的关怀和惦念，是萧友梅临终前最后的遗言。




音乐殉道者萧友梅

北京，饽饽房8号，是萧友梅的故居。这座深藏于闹市之中的四合院，是萧先生早年买下的。他和父母、姐姐、弟弟等10余人都住在这里。

冬天，萧先生常穿件厚棉长袍，外罩布衣衫，戴顶毛线帽，围长毛围脖，端坐在大书桌前写讲义、编书、作曲。一般是晚上9点以后工作至深夜2点钟。

萧先生每天都要练琴2个多小时，还授其妹妹、侄女等学习，并不时将新作的歌曲授她们试唱。音乐，不仅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生活态度，是他的宗教，是他近乎偏执的信仰。他年轻时不解地说：“不认得五线谱犹如不认得字一样；唱不准一个音阶，犹如哑子一样。一个文盲兼哑子在世界上能够用文字或声音发表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吗？能够和别人交换意见联络感情吗？”

儿时听见隔壁牧师手风琴乐的那一刻起，他就正式走上了殉道者的路。他是如此虔诚，孤身度过漫漫长夜，只为看见黎明的曙光，失败和挫折如影随形，他都撑过来了，为音乐，千千万万遍。

每到周末和假日，萧先生即邀请从各国留学回来的教授和同事们来家聚会，吟诗诵词，唱歌弹琴，赵元任、李四光、张奚若、黎锦熙、林风眠等都是常客。

萧友梅走后许多年，他那些不实的冤屈才被洗清。

如今，上海音乐学院校园里，有一座现代音乐教育家萧友梅先生的半身铜像。它出自美术家刘开渠先生之手，据说这是中国靠前座音乐家的雕像。周围风景优美，绿树围绕。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萧友梅在北京寓所的琴室里，除了他崇敬的贝多芬、肖邦、巴赫、孙中山及父亲的相片外，还挂有一副对联：“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音乐殉道者萧友梅，此生鞠躬尽瘁，无愧于心。

蒙古人

大师！大师！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