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创新者贝多芬

yinpin · 发表于 2017-5-21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是西方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也是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古典音乐大师，今年3月26日是他去世190周年的日子。他一生创作了9部交响曲、32首钢琴奏鸣曲、7部协奏曲、16首弦乐四重奏、1部歌剧、两部弥撒曲，以及大量器乐独奏、重奏和声乐作品，为推动西方音乐在18、19世纪之交的飞跃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聆听贝多芬的音乐，人们不仅着迷于其丰富的音乐语汇和多样的风格变化，更会对乐曲传达的深刻思想和精神意志叹为观止。尽管贝多芬的音乐创作同文化语境和人生经历关系紧密，真正推动其创作发展的核心要素却是作曲家一生秉持的艺术使命和创新精神。如何在古典主义音乐的宏观背景上推陈出新、开辟新路，是作曲家创作实践的核心目标。

　　崭露头角：《“悲怆”钢琴奏鸣曲》

　　1792年11月，22岁的贝多芬离开故乡波恩前往维也纳，期待在文化繁荣的音乐首都展开自己的音乐事业。然而，如何在一个有着深厚音乐传统的城市立足发展，是年轻的作曲家必须直面的挑战。

　　虽然音乐天才莫扎特在贝多芬抵达的前一年去世，但是这座城市的音乐生活却处处留有他的痕迹。耳顺之年的约瑟夫-海顿成为当时最伟大的作曲家，在交响乐、四重奏和清唱剧领域享有盛誉。初出茅庐的贝多芬以即兴演奏钢琴家的身份起步，迅速投奔到海顿的门下学习作曲。面对古典主义音乐前辈的创作成就，贝多芬选择潜心学习应对事业压力。他在此后4年里遍访名师，誊抄和分析前人乐谱，并在复调、配器和剧本配乐方面取得进步。富有成效的学习为贝多芬日后的创作实践奠定基础，同时也为音乐创新提供起点和参照。

　　在这一时期，贝多芬创作的早期钢琴奏鸣曲和重奏作品虽然带有模仿前辈的痕迹，但是鲜明的个人风格日益显现。著名的《“悲怆”钢琴奏鸣曲》是作曲家早期风格发展的里程碑。他将强烈的悲剧情感投入创作之中，在第一乐章的引奏部分展现内心的绝望和创伤。快板部分的疾速运动同多次回顾的引奏产生对比，表现出个体艰苦卓绝的斗争。从此，贝多芬开始将深刻的情感思想注入音乐，使器乐作品的艺术内涵与审美价值显著提升。

　　1797年，正当贝多芬的音乐事业初步展开，向着成熟的方向迅速迈进之时，耳聋的隐忧如魔鬼般尾随而至。在此后的5年时间里，贝多芬忍受着耳聋加剧的打击和难以启齿的痛苦。他曾向亲密的朋友提到自己的耳疾，言语之间充满忧虑和悲伤。

　　1802年10月，贝多芬躲到海利根施塔特小镇寻求治疗，内心的绝望亦达到顶峰。他在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表达了自杀的想法，并对耳聋的磨难详作陈述。然而，他同时在信中写道，“唯一将我挽留下来的乃是我的艺术。我认为，在我还没有完成上天交予我的全部使命之前就离开这个世界，简直是不可能的。”

yinpin · 发表于 2017-5-21

风格成熟：《“英雄”交响曲》

　　面对难以克服的残疾，贝多芬最终没有选择自我了断，而是更加勇敢地投身创作。1803年，贝多芬集中谱写酝酿已久的《“英雄”交响曲》，以这部鸿篇巨制宣示“英雄”时代的到来。作曲家原本打算将此曲献给拿破仑-波拿巴，后来因为拿破仑称帝而作罢，转而“隆重纪念一位伟人。”事实上，贝多芬谱写此曲并非为了某个特定人物，而是以音乐表现英雄生涯的精神。他创造性地将“奋斗—死亡—复兴—胜利”的发展逻辑融入古典交响套曲之中，使全曲彰显出革命时期的理想与信仰。在音乐创作的技术层面，他扩充了每个乐章的篇幅和内容，并在和声、配器和结构处理上开时代之先河。《“英雄”交响曲》以其全面的革新特征凌驾于同时代作品之上，标志着贝多芬的“英雄”风格正式诞生。

　　从1802年至1815年，贝多芬处于音乐创作最为旺盛的发展阶段。更多交响曲、弦乐四重奏、钢琴奏鸣曲，以及歌剧接踵而至，令人目不暇接。人们好奇于作曲家身患耳聋后何以拥有如此强劲的创新活力，而贝多芬则以开辟新途的奋斗精神驱散大众心中的疑惑。

　　1808年12月22日，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和《“田园”交响曲》在作曲家组织的个人作品音乐会上同台首演。尽管两部作品的音乐立意和形式结构差异显著，但它们却是作曲家同一阶段的音乐硕果，创作时间多有交集。《“命运”交响曲》以高度凝缩的四音动机作为全曲发展的核心，将音乐的戏剧冲突发挥到极致。它为动机性管弦乐创作确立典范，音乐中凸显抵抗厄运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与之相反，《“田园”交响曲》则以单纯而安宁的意境示人，采用“音画”手段勾勒出德奥田园的风情画。它是作曲家唯一给予各章标题的交响曲，在音乐发展上努力回避和消解戏剧矛盾。

　　两部接连创作的交响曲展现出作曲家的内心：一方直面艰难世事不断抗争，另一方则朝向田园拥抱理想。年近不惑的贝多芬凭借卓越的创造力，将人类的现实与理想付诸笔端，创作出高度理性而深刻的永恒乐调。它们为作曲家晚期的音乐创作确立基调，为戏剧矛盾赋予人生叩问与超越的精神内核。

　　寄予未来：弦乐四重奏

　　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不久，贝多芬的音乐创作进入一个显著的酝酿期。情感生活的孤独失意、侄子抚养权的争夺诉讼，以及后革命时代的文化转向，迫使作曲家进行创作反思。与之相应，贝多芬越来越离群索居，日常生活更加不修边幅。大众将他视为年迈过气的大师，甚至认为他的精神状态接近疯狂。

　　贝多芬对此不以为然，并且誓言要谱写更加伟大的作品再续辉煌。从1819年出版的《降B大调钢琴奏鸣曲》开始，作曲家的晚期创作就此展开。他以宏大篇幅和复杂构架，在奏鸣曲、变奏曲和交响曲等领域树立新的典范，终于在《第九交响曲》的创作中达到个人事业的巅峰。这部作品基于贝多芬对社会信仰危机的深刻思考，企图在政治复辟和文化衰退的不利环境中，重申欢乐友爱、平等团结的社会理想。

　　为此，作曲家在创作后期决定，采用席勒的诗篇《致欢乐》作为第四乐章的唱词，首次将大型合唱纳入交响曲创作之中。合唱与乐队交相辉映，增加了音乐表达的明确指向和崇高感，发出超越时代的“欢乐”呼声。《第九交响曲》作为人类共同理想的音乐表现，至今依然是重大典礼和文化场合的必演曲目。它反映出作曲家深刻的思想洞见，也是作曲家一生锐意创新的不朽见证。

　　在人生的最后4年里，贝多芬全身心地投入到弦乐四重奏的创作之中。他在晚年选择如此私密而富有挑战的音乐体裁，正同他更为大胆的创新步伐和开拓精神相辅相成。为了在自身原有的风格基础上寻求突破，作曲家不惜打破昔日的圆谐与辉煌，将个人创作同整个时代疏离开来。他从巴洛克时期以及更为久远的音乐中汲取营养，并将前卫的音响构思寄予未来。

　　尽管屡屡遭受病痛与心灵的折磨，贝多芬在音乐创作上却没有丝毫停滞与让步。带着对个人体验和人类精神的深度观照，作曲家将创新之笔直指200年后的今天，为人类谱写出关乎生存与发展的动人心声。贝多芬并非超人和圣贤，但他的音乐却在每个时代彰显着创新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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