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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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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同学们问我怎样走上音乐道路和怎样成为作曲家的，我总觉得很难回答，不是因为情节复杂说不清楚，而是因为没有可说的情节。我能告诉孩子们的只有两个字：志和勤。人们从事什么职业，往往是很偶然的。大约是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一位我父亲的朋友送给我们弟兄每人一支口琴。我就是从口琴那些簧片的音阶里爱上了音乐，终于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就像所有的人都是由于某种偶然的契机走上了某条道路一样，是一种普遍的、共同的偶然现象，不足为训，也无须探究。值得探究的不是怎样走上音乐之路、而是在音乐之路上怎样走的问题。前面说过，我从口琴的,走进了音乐世界，随后又学习了小提琴和作曲。那时候学的作品都是西洋的，很迷醉，因而也很崇拜，自然也就孜孜不倦地钻研追求。越崇拜越追求，越追求越迷醉，常常拉琴拉到晨昏颠倒的程度。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够投入"的了。由于不断地追求更高级别的音乐满足，一些志趣相同的音乐爱好者不断地互相促进。偶有所获，喜不自禁。自己也模仿着写些自我陶醉的乐曲或歌曲，在自己的音乐天国里如痴如醉，有时弄得别人觉得自己有点精神不正常。从少年到青年，我生活在敌伪统治和中国内战时期，有过许多烦恼、痛苦和迷惘，也常常在音乐中寻求慰藉或得到抒发。更深夜静时堵上窗户、塞住弦板、长歌代哭式地拉两小时琴，可以使自己达到神游太虚而不食人间烟火的境界。这就是我学音乐的早期阶段的情形。主要特征是从爱好到钻研，最后立志要做音乐家。当时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功利目的，如果说有，那就是自我满足。音乐是为我而存在的，我只为我的需要、我的爱好、我的满足而学音乐和从事音乐。50年后回头看这一时期，我才知道那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其中有值得肯定的一面，那就是音乐志向和钻研精神，也有不足的一面，那就是我缺少音乐艺术的社会性意识，不懂音乐美的民族意义和大众意义，而只是把它当成了自娱的工具。这阶段里，我在音乐道路上自顾自地跑了一阵，盲目地爬上了一段草丛中的小坡。而当我气喘吁吁地举目四望，这才发现中国大地上车辚辚马萧萧，音乐的天地另有一番景象。我从"小我"的音乐天地里走出来，是在参加革命工作之后的岁月里慢慢实现的。1945年冬天，八路军到了临江县，接收了我们学校，但我并不喜欢他们带去的音乐，觉得太土太野。尽管也参加那些歌咏活动和文艺演出，但总觉得那不是真正的艺术，不美。于是就出现了白天伴奏《兄妹开荒》、夜里跑到没人的地方拉西洋乐曲来平衡感情的事情。这种情形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最后终于在革命运动中慢慢认识到音乐艺术的社会意义、体味到民族音乐、大众音乐的感情美和形式美。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我的音乐不是为我而存在的，而是为我的表演对象存在的。问题是必须使自己与对象的审美趣味、艺术目的统一起来。这实际上是把小我的"志"改变成大我的"志"的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思想历程。50年来我一直在树立着、修正着、巩固着这个为人民、为民族、为大众的音乐事业而尽力的"志"。这里需要对文化遗产的学习、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和对社会文化发展的责任心。这是一个直到老死都不能停息的、自我完善的过程。"志"必须有勤奋努力才能支撑得住。无志不成事，但是无勤不成志。我不大相信人们的天资有多大差异，倒是笃信后天努力是决定性因素的理论。小时候看到别人流利的演奏技术而羡慕不已，总觉得人家是生来就不一样的。但自己发奋练习之后，竟然也可以做到，就十分有了信心。天才不可求，但勤奋谁都可以有。我常常觉得自己笨拙，不像有些人能一挥而就。那就笨鸟先飞，多挥十次就是了。人家逛街时我做习题，人家睡觉我读书，人家慢慢品茶，我喝杯凉水就走，人家走，我跑，总能找出许多时间来进行比别人多几倍的劳动。事实上人脑的劳动能力我们还远远没有充分开发，只要对大脑各区域的使用调剂得当，能量还可以发挥得更多。很多年前我有过多次体会，政治运动中没完没了地白天作检查、受批判，夜里写检查、挖思想，有时连续几昼夜，弄得昏昏沉沉力不能支，但一拿出偷偷创作的东西，马上就来了精神，又能写两小时。我的邻居都知道，我的窗子总有灯光。有些同志知道我多年来睡眠时间很少。这都是我笨鸟先飞的生活方式。自己深知无才，惟勤奋而已，所以我烟酒茶一概戒除，换区(脑神经)当做休息，跑路当做锻炼。我相信只有勤奋劳动才能弥补人们的天资差异，只有勤奋劳动才能加速社会进程，才能改善我们物质和精神都贫乏的境况。而勤奋不需要寻找和乞求，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权利。我常常想，强调别人是天才，也许是自己懒惰的借口。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有志有勤，鲜有事不成者。战争期间马可同志为了学音乐理论，借书抄下成千上万页，为了学作曲把欧洲交响乐，节翻译成简谱来分析(那时他不熟悉五线谱)，他不是也写出了《陕北组曲》、《自毛女》、《小二黑结婚》等好作品吗?他比别人多的劳动时间就是从勤奋中获得的。我们都有系统教育的基础，只要勤奋就会有更多的成就。不患己不如人聪明，惟患己不如人勤奋而已。每当我感到精疲力竭极想上床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些己律，每当我不想起床或稍懒片刻时我也会想起这些话语。一想起勤奋的重要意义，我就要霍地站起来去做应该做的事，从而也就会获得由勤奋而导致的高密度时间、高品位的劳动、高平衡的心理、乃至高质量的睡眠。同学们未来不妨试试看。
这就是我50年音乐生活的依据：志和勤。我少年时如果一开始没走弯路，而是有指导地建立起科学的音乐事业之志，如果我后来能更有效地勤奋，我相信会做出很多成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总感到过去的工作有很多遗憾。但愿和年轻人共勉。
我的北大"情结"
我没有在北大出身的缘分，但我的一生却和北大总有一种割不断的感情缘分。我最早知道北京大学的名字，是半个世纪以前在鸭绿江边的一个小小的县城里--就是后来在解放战争中颇为有名的四保临江战役的临江县城--读小学的时候。我的父亲从山东逃荒到东北，经过几十年的勤俭苦斗，终于在那块长自山里的小小的盆地上和两个朋友合伙开了几家商号。和他合伙的一个人，曾被土匪绑票，并被割下一只耳朵送给家属索要大笔赎金，后来我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单身去匪窟把他赎了回来。他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北京(那时叫北平)上学，每年冬天都回家过年。四十年代初，有一天，我父亲那位朋友的大儿子回家省亲，来我家看望我父亲，几年没见，他已是气字轩昂风度翩翩的大学生了。我是个小学生，觉得他十分高大英俊，便带着羡慕的心情问他一些大学的事。我生来第一次听到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名字，他说他所在的燕京大学就是北京大学的校址，北京大学已经南迁，许多有名的学者都随着去了南方。他还讲了一些北京大学向黑暗势力冲锋陷阵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第一次知道了北京大学是中国最伟大的学府。一科肃然起敬的仰慕感在我充满稚气的心里油然而生。在他回北京以后，我还曾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向他倾诉我对那庄严而神圣的大学的崇拜心情。从那时起，我那颗幼稚心灵，便和北京大学打上了一个终生无法解开的情结。转眼过了几年，我已经进入了中学，课本里就有朱光潜等北大教授的文章，更加使我憧憬和向往那神圣的北京大学。随后抗日战争终于结束，我在东北光复后产生的第一个幻想便是能去上大学，当然最向往的是北京大学。然而内战的枪声又响彻半个中国，我几次背着行李和小提琴想冲过封锁线去上大学，但都被炮火挡了回去。最后我终于放弃了幻想，参加了八路军的宣传队，走上了这条曲曲折折、永无尽头的五线谱之路。北京大学的事几乎就不再想了。 吕远
需要补充说一点我的父亲。前面说过他出身贫寒，只读过三个月私塾便逃荒到东北，但他勤奋努力，边工边学，后来深通诗书，又善书法，所以对我们弟兄三人的文化教育十分重视，很希望我们能上大学。从小学到中学他都在课外为我们请家庭教师教授文学，所以我对文学一直感情很深。但参加工作之后，从我笔下流出的大都是音符，我事实上成了专业的音乐工作者。几年之后，为了深造，经组织上推荐，我终于上了大学，但可惜，不是北京大学，而且不是学文学，而是进修音乐。当时只有东北大学和华北联大可供选择，我选择了东北大学(1951年后改为东北师大)。我不知道我终于上了大学应该觉得幸运还是遗憾。l954年毕业，分配到中央建政文工团搞作曲。当年秋天，我来到北京。到北京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我那钟情的北京大学。那天刮着北风，黄色的杨树叶在土路上翻滚，我独自在北大的校园里满怀深情地走着，看着，想着，把我从童年时就积聚起来的情愫，洒满了校园里的每一条路。最后我在湖边一直坐到天色渐渐黑下来。谁也不来问我什么，我也不去问谁什么。谁也不知道这个满身东北尘土的年轻人是一个自幼钟情北大而又错过了北大、如今来独自凭吊北大的、打着北大情结的人。情结归情结，现实归现实。从那天之后，我开始变得冷静起来。一则我得忙于本职工作，去各地采风，为基本建设战线创作歌曲和歌剧(《建设者之歌》、《克拉玛依之歌》、《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都是那期间写的)。再则，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没有一次不往我头上戴几顶五颜六色的"帽子"，白色的(单纯业务观点)、灰色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黄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后来又加了黑色的(黑线人物，这是后话)，而且夜以继日地挖阶级根源，把我的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挖得精光，哪还有闲情去看我的北大?就这样，大约又过了十年。这期间虽然偶尔去趟北大，也只能匆匆来去，无暇流连。但对有关那里学术成就的报道--诸如胰岛素的合成--总要多看几次。对一些教授受到批判的文章也总要多看几眼，有时还会为之失眠。大概我有一根神经对北大的声音过敏。然而非常不幸，我没有进入北大的怀抱，北大却介入了我的生活。那就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割"命运动。
“现在做任何事总是要想这事对社会的用处。即便是痛苦的时候，社会需要我去写一个高兴的曲子我也要去写。”“审美性强的高雅音乐、教育性强的严肃音乐、社会性强的礼仪音乐都是不上‘榜’的，但那毕竟是民族文化的主要部分，这要有必要的社会力量来引导。”“不然孩子们就会认为中国的音乐就是流行的这个样子，唯‘榜首’偶像马首是瞻，这是没有真正全面使用音乐应有的功能。音乐的主要功能应当是提高民族素质、丰富民族精神，在国民教育中应当有计划地、科学地充实全民族的知识、提高民族的审美水平，使民族能在各种高级音乐中得到深刻的音乐满足，成为一个真正幸福的民族。”“在我们的教育里音乐课时占了多少，师资队伍中音乐教师的比例又是多大，教材中音乐知识又有多高的科学价值，现在几乎每天晚上从电视上都可以看到各种名目的歌唱晚会，场面、灯光、演员阵容、服装、布景，动辄百万千万，其实大都是公家花钱。全国每年上上下下搞这些轰轰烈烈的大歌星演唱会要花多少亿？再加上它在媒体所使用的时间和篇幅折合成市价又是多少亿？这些钱如果用来投到国民音乐教育中去，到底是哪个的作用大呢？许多小学里甚至连个音乐教具都没有。”“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不能对《义勇军进行曲》和《何日君再来》不加区别，”“希望能够尽快建立体现民族精神的文艺税法。”
“人民音乐家”是贺敬之老先生对吕远的称赞。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曾创作过《泉水叮咚响》、《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牡丹之歌》等多首快炙人口歌曲的吕远却始终未踏入商业的金钱圈。相比许多歌手高唱自己的作品走红全国，吕远更关注的是社会效益性歌曲。在他心中，中华民族音乐素质的整体提高才是自己追求的目标。从1946年开始进行音乐创作，吕远已走过50多个年头的音乐路。在回首往昔与展望未来之间，这位头发已花白的长者选择了后者。
柳石明：回想在中戏的岁月，我很感激恩师王福增对我的教诲与点拨。他教会我懂得用气息的调节来演唱，同时也教会我在生活中领悟真正意义上的音乐真谛。假若不是他，我很可能就走不上歌唱的道路，不会再有这大半辈子的音乐经历。
年纪越大，方法越重要。年轻时光会动用原始嗓音，老了就会很麻烦。我是话剧演员出身演歌剧，自觉在声乐训练上有欠缺，王福增老师对我的帮助是决定性的。那时的音乐界还比较保守，普遍学苏联的发声方法，意大利唱法还是少数派。王老师恰恰就教我意大利唱法，尤其重视“喉器”训练。王老师当时受冷遇，但我相信他。当时我下放到了张家口，同伴们都跑回北京了，我为了练功呆在张家口。因为拉嗓子的声音很吓人，在北京当时根本无法进行。我在口外的大风里练习，老乡看见了都说：小柳啊，又倒仓了！那真是苦不堪言，我又是个急于求成的“一根筋”，夜以继日地训练，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的声带七次充血，最惨时一星期都说不出话来，但我知道这是个科学的方法，只是疲劳而已，不会对我的歌唱生涯构成太大威胁，就休息一阵儿再练。两个月以后，王老师见着我直感叹我的神速进步。我回来以后，就用“喉器下沉”的技巧唱所会的全部歌曲。后来跟郭兰英大姐搭档演唱民族歌剧，完成美声技巧和民族唱法的磨合，用了6年的时间。岁数越大，我越体会到年轻时喉器训练的重要性。有的演员50多岁就降调了，我从来不降调，直到现在也不觉得唱高音吃力。
七八十年代时，我演唱不少电影电视剧的歌曲，比如《咱们的牛百岁》与《木鱼石的传说》、《陕北牧歌》等等，重新在大众中取得认同。尤其是《木鱼石的传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传唱至今。今年年底，我将在民族宫大剧院再次唱起这首歌。这首歌是作曲家吕远老师的作品，他说是特意为我量身定做的。开始我觉得挺上口，就问他这是根据什么来的？他说，实词部分根据辽南民歌改编，虚词（哎来哎咳吆）部分来自唐山皮影，我就结合这两地的特点进行演唱。比如，唐山皮影里抹弦多，用到歌里效果非常好。这首歌越唱越有味儿，火遍大江南北，我前后一共录了七个版本，每个版本都有新的变化，如果你现在再去看电视剧里的原唱，会发现那一版相对来说很粗糙:)作品基础好，演唱者再注入自己的灵魂，就是优秀作品，就能颠倒众生。
现在我七十岁了，早已经退休赋闲在家。但我却从没离开过舞台，我还是会经常去参加一些小规模的演出，还是会参与一些小型的交流活动，状态还算不错，还能唱得动。我觉得，我目前的生活状态得益于自己心态的良好，不怒不争的性格让我在清闲中常体验到很多了快乐。看到很多年轻人通过努力走向舞台，并以新的歌唱方式去影响大众，我觉得这是时代的进步与发展的必然过程。我由衷为他们高兴，也期望他们能在这么好的时代开拓出属于自己的演艺之路。
向我的老朋友、新朋友，还有一些陌生的小朋友们问好，感谢你们的关心。年底是文化娱乐盛事集中的时候，希望大家来看我们的著名歌唱家新年演唱会，也希望大家进影院观赏《集结号》这样的大片，一起繁荣我们的文化娱乐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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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