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城派”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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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派”古琴
  明清两代是中国古琴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出现多个艺术流派。影响较大的有：浙派、虞山派、广陵派、川派、诸城派、九嶷派、梅庵派等。产生于清早期的崂山派、清末的诸城派、梅庵派都是源自山东地区的古琴流派，其中诸城派影响最大。
  清末，诸城古琴艺术繁荣发展，绝非偶然。诸城地处山东中东部，自古以来经济、交通、文化、教育、音乐均发达。山东历城、曲阜、崂山等地，古琴文化底蕴深厚，这都为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诸城派的第一代琴家是王冷泉（1793-1869年）和王溥长（1807-1886年），王溥长学过虞山派，王冷泉师承不详。王溥长的儿子王心源随父学琴，琴艺远远超越了父亲。王冷泉和王心源被当时的琴界称为“诸城二王”。 这个时期，诸城琴家已在琴界具有了不小的影响。王心源辑有《桐荫山馆琴谱》传世，至今这一脉传人众多，遍布全国各地。王冷泉编著了《琴谱正律》，据今天的资料看他并无亲授弟子。
  诸城派的风格是在王溥长、王心源父子间形成的，其中王心源起了主要作用，之后的琴家又有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琴风的营养来自多个方面：主要是继承发展古齐鲁派的同时融合了虞山派的一些内容，（诸城派出现之前的山东各地琴艺，可总称为古齐鲁派）。另外，其他琴派风格的渗透，特别是崂山派“道洽琴心”的沁润；再加上山东人朴实豪爽的性格，诚恳的方言、发哏的语气，儒家文化的中正平和，民间戏曲等多元素的滋养，所有这些汇聚在一起，在王氏的努力下逐渐形成了“诸城派”特有的风格。这种风格有别于早期古琴音乐的声多韵少，区别于虞山派的“清微淡远”，不尽是川派的豪放跌宕，也不同于有些门派专事细节技巧。这是一种古朴刚健、宽厚典雅、苍劲中蕴淡远的北方琴风。
光绪年间，诸城琴家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刊印的琴谱上。《枯木禅琴谱》翁焘的诗记有“己丑庚寅寓京，仁和阮端之大令达元精琴律，都中推第一，山东三世琴师王君心源折服焉”。王式钰、王溥长、王心源祖孙三代都弹琴，王心源名气已经远播到了北京。光绪年间，诸城派最早的两本琴谱已经存在，琴风已经基本形成。
  民国初年，诸城派名声大振，1917年，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校长江谦之聘，王燕卿赴南师教授古琴。    1919年，应北京大学蔡元培的邀请，王心葵赴北大教授古琴。两位都是王心源的弟子，随着两位琴家进入高校，诸城派古琴开始在全国广泛传播。遗憾的是两位琴家均在1921年便过早地离世，不过这宝贵的几年他们都培养了大批人才。
  1920年，上海晨风庐琴会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古琴盛会。会上王燕卿的演奏令众人折服，产生了轰动效应。后来查阜西见到了这样的盛况：“宁、沪一带琴人宗王、徐者（王燕卿及其弟子徐立孙），十中有二三焉”。后来王燕卿的传人还把他的琴艺传播到了海外，诸城派的名声响彻大江南北，一跃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琴派。
  王燕卿（1867-1921年）是诸城派中较特殊的一位琴家，他曾学琴于王心源，但更多是自学。他去世十年后，留下的琴谱被弟子们刊行，命名为《梅庵琴谱》，“梅庵”是王燕卿在南师教琴场所的名字。《梅庵琴谱》刊行之后，梅庵派慢慢被琴界所传颂，梅庵派就这样诞生了。不过对这个较新的“梅庵派”有不同的看法，至今仍有王燕卿的部分传人认为自己是诸城派。
  目前，常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认为诸城派是虞山派和金陵派融合的产物。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忽略了山东原有琴艺对诸城派的影响。
  之所以有这个说法，主要是因为张育瑾在关于诸城古琴的文章中有“王溥长原是虞山派，王冷泉据说是金陵派”一语。分析王冷泉的《琴谱正律》可以知道，他是参照广陵派琴家徐琪的《五知斋琴谱》等编定而成。《五知斋琴谱》的曲目主要来自熟派（虞山派），《琴谱正律》所选入的更是跟金陵派关系很小。所以“王冷泉据说是金陵派”，这个“据说”看来是很不可靠的。
  其实，张育瑾在《山东诸城古琴介绍》一文中写得很清楚“王心源接受了虞山派的一些东西，在自己艺术实践中，又加以发展提高，对指法与节奏上的细致处理形成了山东诸城派特有的风格”。张育瑾的意思很明确：对诸城古琴影响较大的外来琴派是虞山派，其他门派的影响或许有，但是很小，所以没提。
  张育瑾的话还有一层含义：诸城派并不是照搬了虞山派的琴风琴艺。我们查看诸城派最重要的琴谱即可见到：《桐荫山馆琴谱》中有五曲来自古齐鲁琴派的《龙吟馆琴谱》，另有三曲来自山东的其他琴谱，这八曲占了《桐荫山馆琴谱》曲目的大半。王燕卿的《梅庵琴谱》也是主要来源于《龙吟馆琴谱》。可见影响诸城派风格的最大因素是古齐鲁琴派。
  在时代的沧桑变化中，诸城派古琴一度极为萧条，1970年代末期后迅速复苏。当今诸城派古琴传人渐渐增多……当今，“山东诸城派古琴”这枝“极美丽的古代花朵”正优雅地绽放，送来阵阵幽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