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木：“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Strymon

公木：“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学人小传

　　公木（张松如），我国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词作者。1910年生，河北辛集人，1998年10月去世，享年89岁。1930年1月在北京参加革命，一生坎坷曲折，经历丰富传奇。诗歌创作与臧克家、艾青齐名，诗作有《父与子》《鸟枪的故事》《哈喽，胡子！》等。长期在大学任教，培养了大批学子，科研著述丰富，在诗论、老子研究、毛泽东诗词研究等方面成果丰硕，首创“第三自然界”理论范畴。由其作词、郑律成作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气势磅礴，威武雄壮，还创作有《英雄赞歌》（电影《英雄儿女》主题歌）、电影《白毛女》《豹子湾战斗》等插曲，整理定型《东方红》歌词。这些歌在我国几代人中广为传唱，产生重大社会影响。

　　公木的一生是追逐理想、坚守信仰、追求真理的一生，是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洪流、为祖国繁荣富强和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以诗歌为生命”为人民勤奋创作奉献文艺精品的一生，是以极大热情投入教学科研、“甘化泥土润花根”为国家建设事业培养大批栋梁人才的一生。

　　向前 向前 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

　　这支铿锵嘹亮、充满英雄主义精神的战歌，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我们不能忘记也不应忘记那位诗人战士——公木。公木先生虽然离开我们已近20年了，但他创作的军歌还在，他留下的业绩还在，他创造的精神财富仍然鼓舞激励着我们。

　　合 璧

　　1939年7月中旬，抗大总校职工万余人在校长罗瑞卿的率领下，东渡黄河，开赴前方。政治部宣传科只留下公木和郑律成两人，奉命等待到筹办中的抗大三分校工作。三分校政治部各科室人员一时还没有调配齐全，在新旧交替之际，他俩紧紧抓住这个短暂空暇的宝贵时间，去实现共同合作创作歌曲的夙愿。

　　一天，郑律成告诉公木，他为公木的《岢岚谣》作了曲。公木很惊讶，近二百行的长诗，谱曲多么费力呀！郑律成还说，想为《子夜岗兵颂》谱曲，那是公木半年前在抗大一大队做学员时写的一首短诗，登在连队墙报上，诗中反映了他在抗大学习时深夜站岗放哨的一点儿感受。诗写得很美——

　　一天鳞云，筛出了几颗流星，相映溪流呜咽鸣。是谁弹奏起这一阕乡曲，四周里低吟着断续的秋蛩。远处一点孤灯，像一点流萤，明灭在有无中，画出了无涯的黑暗，也画出了山影重重。你可敬的岗兵，手把着枪托，挺立在路口，面对着西风……

　　郑律成把这首《子夜岗兵颂》拿去，不声不响地用咏叹调谱成一首独唱曲，然后他用自己的清亮歌喉唱给公木听，这使公木既惊奇又激动，紧紧握着郑律成的手说不出话来。此后，郑律成经常催促公木，让公木作词供他写曲，并诚恳地说：“你是从前方来的，让我们携手合作为八路军歌唱吧！”

　　郑律成进一步建议：“咱们也搞一部大合唱吧！”

Strymon

　“什么大合唱？”公木问。

　　“当然是《八路军大合唱》啦！”

　　两人具体商定后，立即动手创作《八路军大合唱》，郑律成作曲，公木作词。“大合唱”由八支歌组成，要的是这个“八”字。一时间，战火纷飞的疆场，一队队荷枪实弹、奔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的雄姿，战士们英勇杀敌的矫健身影，萦绕在诗人公木的心头，也萦绕在作曲家郑律成的心头。

　　灵感之火把创作的激情点燃，越烧越旺，终于凝结成火一般的诗行，弹奏出发自肺腑的乐章。公木一气呵成，写下《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炮兵歌》《骑兵歌》《冲锋歌》《军民一家》，加上原先创作的《子夜岗兵颂》，共八支歌的歌词。而完成这些创作，他只用了还不到一周时间。

　　从命题构思，到谋篇造句，唯一的合作者就是郑律成。以前是郑律成为公木现成的诗篇谱曲，而创作这些歌词时，则是公木为郑律成未成的曲子作词。两人配合默契。凡是谱曲需要的，公木都尽力配合，如创作《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寓整于散，要韵律谐和，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插上三个四字短句。诸如此类，凡力所能及，公木都严格照办。只要郑律成满意，就算拍板定稿了。

　　公木每写成一篇歌词，郑律成就拿去作曲。当时没有钢琴，甚至连手风琴也没有，郑律成只能摇头晃脑地哼哼着，打着手势，有时还绕着窑洞中摆放的一张白木茬桌子踏步转悠。意识到公木带着笑意注视他，他就走出窑洞，躲到崄畔或爬上山坡去“创作”。

　　谱曲似乎比作词更费些斟酌，郑律成也经常用鼻音哼哼出一个调儿来，征求公木的意见。作曲的时间拖得比较长，大约到了这年8月底、9月初，全部编曲才算完成了。郑律成说：“给词作曲，如同为虎添翼。”公木说：“为虎生翼，不是一句好话。”郑律成笑道：“不管它，咱们的虎，是吃日本鬼子、吃反动派的虎。生了翼，更凶，更猛，更厉害，有什么不好？”

　　当郑律成把“翼”生出来，抗大三分校已经正式开学了，公木搬到三分校政治部住，继续搞时事政策教育工作，郑律成则调到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做教员。虽然离开抗大，但郑律成还是经常回来教歌。三分校的每个连队，无论在行军途中，还是在集合会场，到处都在唱：“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炮火震天响，战火漫天烧，看我健儿抖擞精神个个逞英豪。”

　　1939年秋冬，这嘹亮的歌声在延安的山山岭岭回荡着。

　　1940年夏，《八路军进行曲》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刊载后，便在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中传唱。1941年8月，这支歌曲获延安“五四青年节”奖金委员会音乐类甲等奖。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进行曲》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歌词略有改动。1951年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颁发试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将《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改名为《人民解放军军歌》。1953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重新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又将其改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65年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2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邓小平签署了颁定军歌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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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歌

　　公木晚年曾在抒怀诗中写道：“光的赞歌永世唱，假如让我得重生。”意思很明确：假如有来生来世，仍然会以歌颂光明为己任，以鼓励人们向上为己任，这是他内心深处的呼唤，也是对过去创作的自我肯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是公木诗歌创作的重要篇章。

　　1949年10月1日，是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除西南、台湾等地外，均已解放。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庆祝活动如同同心圆，以北京为圆心，一层层向外延展，在广大城市和乡村形成一波又一波快乐的波澜。

　　在沈阳，游行队伍人山人海，红旗如林，锣鼓喧天，人人兴高采烈。公木由长春到沈阳参加东北局会议，正赶上这隆重的庆祝时刻。他前进在宛如潮水的队伍中，同人们一样呼喊着口号，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这个从血雨腥风中走过来的诗人，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刻起，就为了这一天而奋斗不息。置身此情此景，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就在当天晚上回长春的火车的小茶几上，铺开稿纸，写下了火热的诗句——

　　我们走上了宽阔的

　　通往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底大道。

　　枯了的井又冒着清泉，

　　干了的河床又涌现着波涛。

　　新中国底太阳披着彩虹，

　　从灿烂的东方底地平线上，

　　轰响着升起来了，升起来了！

　　…………

　　诗人完全被伟大的历史时刻所激动着，语言充满了浓烈的抒情意味。10月2日，公木回到长春，便拿出了这首203行的抒情长诗——《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刊登在《东北日报》上。这首诗里，倾注了他的全部深情，蕴含着他走过的战斗历程，那是怎样的青春年华和峥嵘岁月。这首长诗是公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晚年的冰心女士读到这首诗，特意写信称赞诗意“大气磅礴”。

　　礼赞英雄是公木诗歌创作的又一重要方面。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对英雄心怀崇敬，浓墨重彩地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艺术作品中得到传扬，这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

　　1950年8月，公木写了一篇政治抒情诗《烈士赞》。诗中，他写出了妻子对丈夫的怀念，却没有哀伤的情绪，格调高亢，情浓意深，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14年之后，公木创作《英雄赞歌》时，这首诗的意境、形象被再次借用，熔铸出新的形象，使英雄精神进一步得到升华。

　　如何处理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的关系，这是文艺界长期研讨的一个问题，也是每一个作家和诗人在创作中必然会遇到又必须回答的问题。公木一位弟子回忆：有一次，我们谈到某些作家以写“假”“丑”“恶”现象为自己“专利”时，公木先生竟然激动得站起来，挥着手势说：“生活中确有很多假丑恶应该写，但是作家必须用真善美去照亮那些假丑恶呀！”

　　公木的话语掷地有声，揭示了文学的本质以及诗人自己坚持的创作理念。文艺不能机械地反映生活，也不能一味地宣扬消极腐败的东西，应坚持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真善美战胜假恶丑。公木是这样认识的，更是这样进行创作的。

　　繁 花

　　公木晚年把自己作诗、治学、为人之道，归纳为：理论（文艺）建设意识，学术（创作）自由心态，真理（审美）追求精神，道德（纲纪）遵守观念。不拜神，不拜金；不崇古，不崇洋；不媚时，不媚俗；不唯书，不唯上。

　　对于上述归纳，公木曾在不同场合做过阐释，还写成文字赠送亲友。他自己则奉其为座右铭，严以律己地遵循之。这个“道”是其一生作诗、治学、为人的经验总结，遵循这一原则前行，公木取得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

　　公木的学术研究起步很早，到晚年老树著华，更是硕果累累，为繁荣发展社会科学一些领域的学术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公木《屈原研究》一文，署名章涛，刊于《东方文化》3月号上，同年还由北平震中印书局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文字学概论》。1954年，他与杨公骥合写《中国原始文学》，并共同拟定《中国文学史纲目》。1958年与朱靖华合著的《先秦寓言选释》，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979年1月，公木进入人生新时期，学术研究也进入黄金阶段，“御风与时间同步”，抓紧一分一秒著述写作，相继出版了《诗要用形象思维》《老子校读》《老子说解》《诗论》《商颂研究》《历代寓言选》等专著。还担任全国重点科研项目《中国诗歌史论》的学术带头人，主编《中国诗史》《中国诗歌史论》等多卷本专著。皇皇六卷《公木文集》，其中大部分是这一时期完成的。

　　特别引起学界关注的，是公木在晚年出版《第三自然界概说》，提出“第三自然界”的理论范畴。他对《老子》等古代典籍的研究，将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献相结合，开拓出学术研究的新境界，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

　　与《中国诗歌史论》研究的社会环境不同，公木的老子研究始于“文革”期间，身处逆境，他珍惜寸阴，利用机会，写出了《老子校读》的初稿。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本和乙本面世。公木以帛书《老子》甲本和乙本为底本，参照晋王弼，唐傅奕，宋司马光、苏辙、明清之际王夫之，清焦竑，近人奚侗、马叙伦、朱谦之诸家的注本与考证本，就《道德经》上、下篇八十一章逐段、逐句、逐字地作了今译和解说，通过校勘与注释，就历史上存在的有关《老子》书在文字上与句读上的歧义，作了新的明确的论断与阐释，通过今译和解说，对老子的思想及其理论体系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陈鼓应先生见到《校读》《说解》之后来到吉林大学访学，并就老子哲学有关问题与公木交换意见。随后，双方商定在老子哲学和庄子哲学研究方面进行合作，并共同出版了《老庄论集》 。

　　日本东京大学池田知久教授和日本中央大学斋藤道彦教授在了解到公木关于老子研究的成果后，给公木来信，要求前来访问。公木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与之进行座谈，就老子哲学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日本金森道尚先生有志于研究老子哲学，曾先后两次来到吉林大学与公木晤面，并就老子哲学有关问题向公木请教。聆听了公木耐心细致的说明和解答，金森道尚十分满意，选择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刊行的日本版《老子》书十几种，作为礼物赠送给公木。

　　公木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就拿老子的研究来说，在参考资料的收集、选择和占有方面，他力求全面、准确和精细。举凡有代表性的考订本或注解本，无论古人的还是今人的，他都力求掌握在手。这样就为研究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可靠的基础。在文字、句读的考订、训诂方面，每一个判断，他都是在搞清楚诸家的注本和考订本之间存在的歧义的基础上，经过与帛书《老子》甲本、乙本进行多方面的反复推敲和对比，然后才作出的。这样做出的论断就比较精当，很少有什么失误。在老子的思想、学说的分析和评述方面，他在广泛地掌握诸家的论述和评估的基础上，结合老子所处的时代及其社会、经济、政治的历史背景，作出了自己独到的分析和论述。

　　作者：樊希安，曾任吉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现任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务院参事，出版《双枪老太婆传》《公木评传》《笔端流痕》《愧对芦荟》《五松居新咏》《总编辑手记》等专著；石丽侠，曾任吉林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编辑部主任，《吉林招生报》主编，出版《物海拾贝》《革命英雄集体故事》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