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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幸福大街”乐队成立20周年了,一场演唱会,一支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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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16 |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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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大街”乐队成立20周年了,一场演唱会,一支MV

清华就读时青涩温婉的阿飞姑娘

许多年前,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的女生吴虹飞,把120多公斤的垃圾运回了清华园。

她正在准备她的本科毕业论文——《北京固体废物焚烧可行性分析》。她把120多公斤垃圾堆在实验室里分类,烘干,焚烧,计量,计算热量、废气排放、焚烧炉容量,在论文中提出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导师觉得阿飞很笨:“你怎么还要学个文学双学位!你还要唱歌!你论文都没写通顺!”

由于概念太超前了,她差点没法顺利毕业。因为当时大家都在研究垃圾填埋,让蚯蚓吃垃圾。

在清华这么一个普遍枯燥的理工科大学,阿飞也写诗,创作音乐,唱民谣。她的诗和歌里动不动就死人,搞得清华文坛和民谣圈一时人心惶惶。

毕业前她心血来潮要在学校里办一场民谣演唱会,吉他手是李健——那时他仍是一个喜欢在草地上弹吉他的校园民谣男孩。他们在清华西阶排练《粮食》这首歌,李健排练得很用心,俩人也不怎么说话,很兢兢业业的样子。

演唱会来了1000多号人,隔壁的迷笛(不是北大)学生也过来了。后来学校嫌《粮食》这首歌太不校园,就直接派人来拉闸了。

1999年,这位全中国首位研究垃圾分类的女诗人、女民谣歌手,在百无聊赖之下组建了一支名叫“幸福大街”的摇滚乐队,瞬间摇身一变成为全中国首位研究垃圾分类的、学历较高的摇滚乐队女主唱。




她在清华女生宿舍里写一些艳情诗,用小录音机录小样,其中就包括那首《小龙房间里的鱼》:

“我是鱼,小龙房间里面的鱼,其实你从没有见过我的身体,其实它和灵魂一样一样美丽……”宿舍里清纯的女生们大惊失色。

那时她在摇滚酒吧兼职做服务员,认识了耿放、田坤等几个来自外地的年轻乐手。在1999年夏末,一个凉风习习的傍晚,几人大肆饕餮完一顿凉皮之后,饱暖思淫逸的阿飞倚在栏杆上,异想天开地说:“如果我成了一支摇滚乐队的主唱,是不是就会有许多男生来追我?”

酒吧吉他手耿放刚吃完她买的餐后甜点小蛋糕,心怀顾虑地望着她,终于迟疑地应和道:“会的……”

“幸福大街”乐队就这样成立了。



和吴虹飞惯用的修辞一样,“幸福大街”其实是个反讽。这个名字表面看起来美满富足,但其实乐队里每一个人都颠沛流离、满心苦闷。

他们最开始在一个酒吧里排练。没多久,那个酒吧就令人措手不及地倒闭了。

他们只好流窜于海淀区的各处破落民房、地下室、学生宿舍、嘈杂的酒吧之间,和各种尽心尽职的居委会大妈、门卫保安斗智斗勇。



“幸福大街”不是工业,不是金属,不是朋克,更不是较流行的英式和说唱。它像一个无法归类的怪胎,从北京地下摇滚圈里突然冒了出来。

他们的歌曲阴暗生猛乖戾,《嫁衣》《蝴蝶》《四月》《流氓》《粮食》,所到之处尽是一片血雨腥风,女主唱却是一个爱穿“好嫁风”长裙和花旗袍、戴个眼镜说话嗲里嗲气的学院派小女生,南方口音,有时又唱《小龙房间里的鱼》《一只想变成橘子的苹果》这种甜美怪萝莉的腔调,一点儿也不飒酷帅美,令饥渴难耐的摇滚男青年们闻风丧胆。

“幸福大街”乐队参加了最初的几届迷笛音乐节,他们一上台,台下生猛的摇滚青年们都懵了:这TM到底是何方妖怪?有人在下面骂“傻X”。但只要节奏稍微“燥”起来,他们也照样在下面pogo——其实他们主要是为了pogo。

荷尔蒙太旺盛了,又穷,又没有稳定的住处和性生活,浑身的劲儿无从发泄。

有一年西单广场音乐节,她带着乐队上台,下面有人骂“傻X”、“滚下去”,她穿着粉色长裙,站在台上忽然竖中指:“你妈X,有种你上来”。

崔健倒是很欣赏“幸福大街”的音乐。

2000年崔健在三环边上的cd cafe看了他们的演出,很赞赏,到后台压低帽檐和声音,跟阿飞握手:“你的音乐很牛逼,你要更牛逼一些。”

阿飞看着他觉得眼熟,晕晕乎乎地说:啊?!你是谁啊?(疑问句,不是反问句)


2004年,“幸福大街”乐队一张专辑《小龙房间里的鱼》正式发行,立即成为中国地下摇滚不可略去的浓墨重彩一笔。

同时也贡献出了曾吓哭无数90后的网络恐怖神曲《嫁衣》,留下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都市传说。

央视女性访谈节目《半边天》专门来为她拍摄了一集纪录片。她穿着借来的裙子,依旧骑着自行车——幸好自行车座已经不是歪的了。

第二张专辑《胭脂》引领了世纪初的新民谣风气,第三张专辑《再不相爱就老了》她开始试图谈论一些更严肃,也更悲观的社会话题。第四张《萨岁之歌》改编自她的母语音乐侗族大歌,尝试电子和世界音乐结合的风格。每一张专辑,她都跳脱出之前的束缚,却又让人一听就知道,这就是吴虹飞,这就是“幸福大街”乐队。


仍然停留在制作阶段的新专辑《宇宙第二定律》中,她开始研究宇宙、天体、宗教和哲学,但所要讲述的一切,仍然指向高品质的命题——她一生都在追求,但一直都在失去的爱。

窦唯、何勇都听过她的歌,也很赞赏。

为了养活乐队,她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媒体工作。她是《新京报》和《南方人物周刊》的创刊记者,写了上百万字的文化人物专访,出了四本访谈录,结果始终无法得到晋升,最后只好挥泪离开她苦心耕耘的单位。

在北京十几年,她路过天安门,广场很大,她突然意识到这个漫天沙尘的城市从来不属于她。



她曾经以为靠写稿就能养活乐队,最后她发现,光靠写稿连自己都养不活了。而且真诚自由的摇滚乐,也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世界的变化就是如此恐怖。



离开媒体后,吴虹飞做了几年的侗族大歌整理、记录和巡演,带着最原生态的侗族农民歌队,一起走了三万公里,在全国几十个城市的小型livehouse演了几百场侗族大歌专场。



门票钱和募捐款,她全部给了歌队的成员,让他们回乡买种子和肥料,为家人添置新衣。那是她的故乡和族人。他们的音乐长期被篡改,成为大型晚会、商业演出的肉屏风和流行歌手的装饰物,习惯性地被剥削。而她让歌队知道了,他们才是最应该被人尊重的艺术家。

2016年,她受邀前往联合国以及美国的几所大学举办了讲座,关于中国摇滚乐和少数民族音乐。也成为首位在联合国发表演讲的中国摇滚女歌手。



但她长年处于和抑郁焦虑的抗争之中。

她从来不是一个精明坚硬、八面玲珑的人。她的内心充满不安全感,应对世界和生活,像一只惊弓之鸟,随时摇摇欲坠。她总想抓住点什么,可是抓住的好像都是飘絮。就这样被生活拖曳着,止不住向下落。

有一段时间,她极度低落,但又舍不得放弃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的音乐,舍不得她热爱的侗族大歌,舍不得她在意的亲人,朋友,舍不得那一锅花费两小时炖成的骨头汤。有时候她努力告诉自己,世界还是很美好的,再坚持一会儿,也许一切都好起来了。

她的梦想远远没有实现,虽然她对实现梦想并没有太大的野心和诉求。



今年是“吴虹飞与幸福大街”乐队成立二十周年,除了仅有的一场演唱会,我们决定为惨淡经营多年的阿飞和乐队拍摄一支MV《星际穿越》来庆祝。



整个团队在三天之内组建起来——覃仙球(导演/编剧),苏千悦(制片/副导演,淏(剪辑),林嘉熙(摄影),钱赓(灯光/书法)、杨威(道具),以及主角吴虹飞、郭月(华策影视),经纪团队林瓗、陈树(华策影视)。

我们花了一个星期确定剧本、分镜剧本,准备好全部道具,租借设备,确定拍摄时间和场地,又花了两个晚上,完成了MV的拍摄。最后花了两个星期剪辑完成。

除了副导演,所有人都是一次参与MV的拍摄。极其有限的预算都花在了道具、设备、灯光、场地、交通上。但每一个环节都顺利完成了,有如神助。

这是送给“吴虹飞与幸福大街”二十周年的礼物,同时也是给阿飞的一个安慰:当年听你的歌长大的少年,现在也已经有能力为你和乐队做些事情了,你曾经影响过我们,而现在,这些影响仍在延续。所以你也要加油,好好活下去!



“吴虹飞与幸福大街”乐队《星际穿越》MV





最后说说这个MV。

MV讲述的是,一个中年女人沉入水底之后,脑海里浮现出1999年夏天的自己,那个沉默、天真、决绝的少女,决定与自己的往昔告别,她挖出了深埋多年的旧饼干盒,终于烧掉了曾经深爱过的男孩寄来的每一封旧信。

画面里充满了闪烁和飘忽,想要表达的其实无非是人到中年,在生活重重围剿和凌辱之下,年少时的棱角、尖刺都剥落了,曾经最热爱、最不舍的东西也渐渐消逝,但总还有一点希望,还想挽留点什么。只能短暂地躲进白日梦或虚无幻境里,找回一丝丝昔日回忆,证明自己没有忘记。

虽然底色是苍凉的,但也许只要拥有过那些吉光片羽,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依然值得。

“你是我较爱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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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虹飞与幸福大街 20周年演唱会


时间:2019年7月20日晚20:30

地点:北京五棵松MAO livehouse

票价:120元(预售)/150元(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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