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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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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艺术根植于民族土壤
若欲分辨这种做法是否可取,需要仔细观察丹纳的叙述将会把我们引向何方。
第二部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分成六章,第一章综述“意大利绘画的特征”;接着,丹纳说道,“按照我们的方法,现在需要认识产生作品的环境”,因此第二章就是对“基本形势”的分析,即考察意大利文艺复兴何以产生大批天才的要素;其余几章皆为“次要形势”,结合选取的代表人物的特质去挖掘意大利艺术的特色,比如上述的切利尼。所谓“按照我们的方法”,就是丹纳在第一部分里回答“艺术品的本质及其产生”所指出的: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
以此观之,“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它的环境同时出现,绝非偶然的巧合,而的确是环境的酝酿、发展、成熟、腐化、瓦解,通过人事的扰攘动荡,通过个人的独创与无法预料的表现,决定艺术的酝酿、发展、成熟、腐化、瓦解”。丹纳把这种方法继续应用在他对尼德兰和希腊艺术的阐述之中。尼德兰的艺术之花与民族的生活相连,生根在民族性里面。按照植物的本性和后天的结构,经过树液的长期与深刻的酝酿,才开放出来。对于希腊人来说,表现人体是一种全民性的艺术,凸显风俗习惯与民族精神。因为种族的不同,艺术品位也不同,日耳曼民族更纯朴,拉丁人则更精致;因为自然环境的不同,意大利讴歌人体的力或美,尼德兰画家的笔端则大多是丑陋的现实折射的扭曲肉体; 因为时代的不同,希腊雕塑显得端庄肃穆,而近代艺术却难以拥有如此纯净的气质。
以上论述,构成了丹纳艺术哲学的核心,也奠定了他学术地位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说”,丹纳的三要素说有其历史渊源。19世纪是科学的世纪。自然科学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皆有规律可循。丹纳在授课中再三强调,“作品与环境必然完全相符”是一条普遍的规律,“不论什么时代,艺术品都是按照这条规律产生的”;19世纪是哲学的世纪。丹纳早年深受孔德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后来又常常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出发研究美和艺术;19世纪是民族国家的世纪。现在很多历史学家都确认“民族国家”是19世纪的重大发明,民族主义意识的空前高涨让人们格外关注民族性,并倾向于将很多问题与之相系。每个国家的艺术必然根植于独特的民族土壤,丹纳比他人更清晰地认知了这一点。
丹纳以大量的史实为依据,把种族、时代和环境三要素说发展成了一个缜密又完整的体系,就此夯实了历史文化学派的地基。1866年,左拉将丹纳喻作文学和艺术领域的“电报和铁路”,可见丹纳的重要性,他的影响力跨越了国界,丹麦的勃兰兑斯、意大利的桑克蒂斯和西班牙的阿左林等人都是他的后继者。他的影响力也持续到了20世纪。我们知道,20世纪上半叶,王国维、鲁迅、蔡元培等中国学人大力倡导“美术”,希望在中国掀起文艺复兴的运动。1913年,鲁迅先生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说道:“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其保存。”这就是肯定了艺术对历史文化的反馈与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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