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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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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中国歌剧如何才能叫得响留得下
在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联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歌剧研究会、北大人文学部近日举办的第二届北大歌剧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歌剧民族性的现代呈现及其创作走向”的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那么究竟何为“中国歌剧”？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院长金曼把这个业界近几年频繁使用的词汇定义为“运用歌剧思维创作，用中国的语言、音乐语言和审美意趣，承载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现象和现实生活的戏剧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这从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阐明了中国文艺亟须回归自身精神家园的根本问题。而中国歌剧作为承载民族文化精神、展现中华美学风范、体现国家艺术水准的优质载体，在文艺事业发展中受到国家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但在当下这个互联网时代，中国受众的文化需求和审美取向日趋多样、富于变化，给中国歌剧的发展带来新的挑战。中国歌剧创作者仍需在提高原创能力、挖掘民族性、提高当代性、拓展更广阔的生存空间等方面下大功夫。
1 业界心态浮躁 剧本套路肤浅
“不只是在创作数量上，目前中国歌剧在固定观众群，剧目上演场次、票房，以及对社会主流消费人群的影响力等方面，也无法达到话剧、音乐剧、原生戏曲那样的热度。”中国歌剧舞剧院演员陈小朵一语道破了中国歌剧的痛点。上海歌剧院副院长李瑞祥坦言，歌剧可谓舞台戏剧领域的航空母舰，其创作排演是一项规模大、周期长、耗资巨、回报小的艺术工程。中国歌剧更是如此，又不像经典歌剧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文化积淀，所以更容易遭遇票房少、演不起，剧场几日游后便被束之高阁的窘境。再加上受功利主义的影响，有的机构枉顾艺术生产规律，为了赶节庆、迎庆典而选取一些不适合歌剧演绎的题材，在制作上采取速战速决的方式，最短甚至几天就拼凑出来。如此仓促不走心，就出现了一些粗制滥造之作。
互联网时代，可供人们选择的文艺产品数量激增，服务也便捷多样，受众对歌剧艺术性、思想性的要求自然水涨船高。要吸引观众专程买票到剧场观看歌剧，作品必须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打铁还需自身硬，光抱怨歌剧创排有难度、不容易，是不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纪宴举例说明，业界存在一种认识误区，以为歌剧以作曲为重，成败全看音乐是否优美动听，编剧只是按照作曲家的意志剪裁甚至填词造句。但实际上，歌剧是一门综合艺术，如果编剧不专业，不了解歌剧剧本的写作规律，缺乏相应的歌剧音乐感受力，剧本则容易出现音乐与故事不协调、情节与结构不清晰、形式与逻辑不通顺、形象缺乏人格魅力、内容缺乏思想深度等问题，再伟大的作曲家也救不了。音乐评论家景作人也对此深以为然，当下的歌剧作品对社会热点的追踪，大多停留在表扬好人好事上。创作因缺乏触及社会问题的敏锐和扎根人民生活的勇气，而流于肤浅、陷入套路。“这与业界出现人心浮躁、创作缺少高水平剧作家的参与等不良趋势不无关系。我国并不缺少剧作人才，问题是如何才能发现他们，使用他们，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补充道。
2 创作态度犹疑 风格非中非洋
有人说中国作曲家是幸福的，因为中国音乐矿藏富饶，不仅56个民族各有独特的音乐风格，深厚的古典戏曲和文化资源也为创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启发和灵感。然而，这些有时却成了中国歌剧音乐创作的“甜蜜负担”——由于有的创作者继承不彻底，发展不全面，态度上“徘徊”，功力上欠缺，丰富的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掣肘发展脚步的阻力。提出这一观点的景作人解释说，一些作品在形式与风格上站在“民族”与“西洋”的十字路口摇摆不定，一会儿强调民族性，一会儿注重交响性，有时还会添加戏曲、话剧乃至音乐剧元素，结果形式和内容严重脱节，不伦不类，非洋非中，成了“夹生饭”。有些作曲家懒于采风，把从西方学来的带有实验探索性的音乐符号拼凑起来。而另一些采风归来的作曲家则用“旧瓶”装“新酒”，把民间听来的民歌拆装一下，填上新词，就算自己的作品。如此生拼硬凑，投机取巧，欠缺艺术智慧和创作诚意的融合，生产出来的音乐自然不符合“中国耳朵”的审美习惯，很难在听众中产生共鸣。
“当下作曲家们面临的最大困惑就是应该借鉴什么，舍弃什么。犹豫徘徊和故作高深都是欠缺的表现。要解决中国歌剧音乐的发展难题，首先要从建立创作上的文化自信开始。”景作人分析道。沈阳音乐学院教授徐占海从采金矿的过程得到了启示：“矿工将矿石碾碎磨成粉，置入池中进行化学反应，再将液体表面浮起的金粉撇出来炼金。这个过程值得我们思考，即我们有没有把中国丰富的民族音乐矿产磨成粉，冶炼出真正属于自己的音乐，既守住了东方审美的‘流’，又体现了时代表达的‘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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