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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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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大学界很晚才认识到音乐研究的重要性。在意大利，音乐研究多是由研究所支持的研究组完成的，部分是由社会资助的。帕马的“威尔第研究学会”、帕都阿的“塔尔蒂尼研究学会”和佩萨罗的“罗西尼基金会”都努力从事有关那些称为“能手”的作曲家的研究，威尼斯的“奇尼基金会”进行了一项很重要的搜集工作，搜集威尼斯音乐资料的照片复制品，还有组织的对威尼斯歌剧展开讨论。每年在塞尔塔多，薄伽丘的出生地都要安排课程和讨论，用来研究14、15世纪音乐，还有由佛罗伦萨的奥利什克出版的支加那研究院的新闻简报《Chigiana》，这份简报很有价值。这个出版商还发行了专题论文的重要丛书（音乐文化历史）和书籍（如中世纪大都市音乐汇编）。另外一种重要的研究杂志《音乐学文选》，是由在罗马的德意研究所出版发行的。
3、英国和英联邦国家
英国音乐学是在某些影响很深并且历史悠久的传统基础上总结发展出来的：如乐器的搜集和研究、声学、早期音乐演奏，并在某种程度上从民歌搜集编辑中总结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讲，音乐历史学很晚才被当作一门学科，尽管这项研究从17世纪就开始了，它的前维多利亚表现形式是音乐学爱好者的传统音乐研究中很大的一部分，它一直是英国音乐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更早些时候，所有非当代音乐被称作“古代音乐”，并把它作为“文物工作者”的研究内容。
罗杰·诺斯（1653—1734）是英国启蒙运动初期的人物，从他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启蒙运动的精神。另外，他认为，英国的音乐研究中有一种传统，就是不把音乐看作是一个需要研究的学科，而是一门要在演奏中去欣赏和理解的生动的艺术。诺思是这一著名流派的成员，他原来从事法律工作，但1688年退休后开始致力于音乐和园艺学。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位业余音乐家。他在最大 限度以内从事音乐研究，深受鼓励人去创作的观点的影响。他的笔记本上记满了有关理论和音乐创作、历史、美学和演奏实践的资料。这些观点在一系列论文丛刊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音乐语法家》和《音乐回忆录》他继续撰写并修订他的著作，但这些从未发表过。诺斯尽管不是造诣很深的音乐历史学家，但是他有想象力，有强烈的好奇心，并且不故弄玄虚。
J·C·佩普施（1667—1752）是一位更传统而又适应潮流的音乐家。他的主要成就是他与约翰·该伊一起编写了《乞丐歌剧》（1728），但他在同时代人心目中却只是研究古音乐和理论的。18世纪英国音乐编史工作的最高成就就是查尔斯·伯尼和约翰·霍金斯的通史。1776年霍金斯的五卷本《音乐科学与实践通史》出版了。伯尼的《音乐通史——从最早的年代到现在》第一卷于同年出版，但是直到1789年作者未能完成他的著作。这都是相当大的成就，而霍金斯和伯尼是各自独立进行工作的，他们的工作是史无前例的。
19世纪音乐历史学的两个主要成果是教堂音乐和伊丽莎白“黄金时代”的英国音乐。教堂音乐的评论研究的开端是索莱斯姆的修道士在法国开始研究格里哥利圣咏的时候；它与进行礼拜仪式改革的“牛津运动”以及后来19世纪末所谓“英国文艺复兴”有一定的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两位学者阐述了他们有关教堂音乐的研究：一位是教仪学者沃尔特·霍华德·弗里尔（1863—1938），另一位是温莎圣乔治教堂的一位较年轻的牧师会会员埃德蒙·霍勒斯·费洛斯（1870—1951）。弗里尔从事中世纪素歌的研究，但他也为创立中世纪晚期英国礼拜仪式形式特别是为sarum（天主教堂的典礼）的使用作出了很大贡献，并出版了多部着重论述sarum礼拜仪式的书籍。后来安塞尔姆·休吉斯（1889—1974）继续了这项研究工作。费洛斯出版了他的标准词典《从爱德华五世到七世的英国大教堂音乐》和伯德（1923，1936出第二版）和吉本斯（1925）传记，并还从事英国牧歌及其作者的研究，还出版了一些16、17世纪宗教、非宗教音乐的书籍。
20世纪英国音乐历史学上的最重要的著作就是《牛津音乐史》（1901—05）一书，是由H·E·伍尔德里奇、胡伯特·帕里、J·A·富勒—梅特兰、亨利·哈多、爱德华·丹罗伊特和H·C·科利斯从不同的角度编写的，由珀西·巴克作导言。特别是帕里在他的关于17世纪的论述中，运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研究音乐历史，他在《音乐艺术》（1893，1896年扩版为国际性科学丛书《音乐艺术进化论》）中已运用过这种方法，从那以后，该丛书又对许多英国历史著作作了特性描述。OHM——《新牛津音乐史》的编辑工作接班人是以埃贡·韦勒斯和杰克·韦斯特拉普这两位伟大的牛津历史学家为首的，后者是英国音乐编史工作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还有杰拉尔德·亚伯拉罕，他专门研究俄罗斯和东欧音乐。另一位在英国乃至国际上都有深远影响的学者是剑桥的教授爱德华·J·登特（1876—1957），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意大利巴罗克歌剧”，他还把过去和现在鲜为人知的音乐介绍给广大听众。
英国历史学著作本身有着值得骄傲并影响深远的评论的传统，历史上有过很多描述和评论文章。人们从18世纪开始研究音乐美学，有一批作者主要研究音乐与诗歌的关系。其中的主要人物是作曲家、评论家查尔斯·阿维森，1752年发表了《论音乐表现》。几年后，约翰·布朗发表了他“关于诗歌和音乐结合、作用、发展、分离及消亡”的论文（1763），后来又有丹尼尔·韦布的《诗歌和音乐之间的一致性研究》（1769）和詹姆斯·比梯的《论诗与音乐》（1776）。
18世纪下半叶，在《绅士杂志》和《欧洲杂志》这类月刊上偶尔会出现一些音乐和音乐演奏的评论，但直到19世纪早期随着《口琴》（1823—33）和《音乐世界》（1836—91）的出版，专门的音乐报刊才问世。《音乐时报》从1844年开始连续出版，刊登不常被作新闻报道的音乐事件，并刊登消息灵通的评论和大众、学者都感兴趣的文章。《音乐文物工作者》（1903—13）创刊后不久就停刊了，但它却把音乐学的论述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音乐与文学》（1920年创刊）的标题及内容反映了英国音乐学最优良的传统。从1940年起，《音乐与文学》的这种主要方法由另一种季刊《音乐评论》用更严格的分析重要性的手段作了补充。音乐报纸水准总是很高，精致并且消息灵通。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著名的评论家有乔治·肖伯纳、欧内斯特·纽曼和内雅尔·卡达斯，后来又有马丁·库珀、威廉斯·曼、杰里米·诺布尔、安德鲁·波特、斯坦利·塞迪和其他一些主要报纸和周刊、月刊杂志中的评论家。在研究亨德尔的专家温顿·迪安、研究中世纪的专家约翰·史蒂文斯和《德国和俄罗斯浪漫主义音乐》的作者约翰·沃拉克这类作者的论述中，评论和历史传统相结合。
搜集乐器具有很悠久的传统，英国收藏了一些很好的乐器，用于原始资料的研究，包括罗素收藏的键盘乐器、牛津的巴特收藏的管乐器，肯特的科尔特收藏的键盘乐器，还有阿什莫利恩、牛津和维多利亚的收藏品，以及阿尔伯特博物馆、霍尼曼博物馆和伦敦皇家音乐学院的收藏品。弗朗西斯·盖尔平（1858—1945），与霍恩斯提尔和萨克斯是同时代的学者，他在他的《古老的英国乐器》中对乐器作了专门论述，他是最早进行这种论述的学者之一。他不仅对欧洲乐器还对近东乐器进行研究，他的私人乐器收藏品有五百多件。创建于1946年的盖尔平协会出版了一种年刊，它对于那些对早期乐器感兴趣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年刊上的文章作者包括菲利普·巴特、安东尼·贝恩斯和彼得·威廉斯（他还编辑了一种创刊于1970年的重要刊物《管风琴年鉴》）。季刊《早期音乐》于1973年开始发行，刊物的很多篇幅用于刊登乐器研究的文章。
演奏和编辑早期音乐的传统可追溯到18世纪。佩普施是古代音乐学会的创办人之一，这个协会是最早从事早期音乐演奏研究的。其他还有阿波罗协会（1731）；牧歌协会（1741）和贵族与绅士合唱俱乐部（1761）。这些歌唱协会的全部曲目源自较早时期和同时代的合唱曲合为一体的英国和意大利合唱歌曲。
多尔梅什学派的成员是从事20世纪早期运用诗琴、提琴、竖笛和克兰管（crumhorn）等可考证的乐器演奏文艺复兴时期和巴罗克风格音乐的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阿尔诺德·多尔梅什（1858—1940）是精确复原和复制古乐器的先驱；他还研究早期器乐音乐并著书立说，还组织早期音乐的音乐节。古大提琴（Viola da Gamba）协会（1956）和琉特琴协会（1948）继续促进这种真正的演奏，并创立了作为他们自己论坛的杂志用来讨论演奏实践、乐器和原始资料。这个运动导致从五十年代起出现了许多依照在原有乐器基础上的设计制作乐器的制作人，也出现了一些专业团体，这些团体的演奏者对早期演奏非常精通，演奏者在声乐作品的演出和给特殊音乐风格以适当修饰中得到训练。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牛津大学的韦斯特拉普和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伯明翰大学的安东尼·刘易斯进行的17、18世纪歌剧，特别是蒙泰威尔第、珀塞尔和亨德尔的歌剧的演出是很重要的尝试。刘易斯从1935年开始任职于BBC，并在四十年代中期负责“第三节目”把这种音乐介绍给更多的听众。尝试所有这些歌剧的精神源于登特的工作和教学，他把演奏看作是研究的最终目标。
伯尼和霍金斯的历史学以它们的早期音乐的实例内容广泛而著称，而第一次大规模对早期音乐进行编辑时就有了英国的内容。《大教堂音乐集》由约翰·阿尔科克和莫里斯·格林提议并由威廉·博伊斯在1760—1778年间完成的。这一版本延袭了从泰伊和塔利斯到珀塞尔和克罗夫特的传统，并在1790年由塞缪尔·阿尔诺德作了进一步修订和增版。阿尔诺德编辑了第一部主要作曲家亨德尔的作品集。这个作品集在1787年至1797年间分一百八十期分期连载，在当时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工作，但不幸的是，阿尔诺德并未象他承诺的那样对待所有他热心研究的对象，使这部著作“正确、一致、完整”。在这个世纪中不时有轮唱、重唱曲集问世，这反映出文物工作者对此兴趣甚浓。一个很显著的例子是沃伦的《轮唱、重唱曲集》（约1775—），它收集了六百五十二首曲子，其中许多是从16世纪的原始资料中收录来的。另一本有关以往音乐的著作是威廉·克罗奇的《不同音乐风格的样本》（1807—8），是最早的为教学目的而设计的音乐历史学选集中的一本。克罗奇的选集不只有民歌和民族音乐，还包括东、西方的体系。约翰·斯塔德·史密斯于1812年发表了一本类似的选集，名为《音乐文物研究：从12世纪开始到18世纪初本国和其他国家的音乐选集》。
英国音乐文物工作者协会出版了伊丽莎白和詹姆斯时代的乐曲；还有1840—1847年间珀塞尔的乐曲（在艾特纳开始编著他的《出版物》之前三十年）。珀塞尔协会创立于1876年，1878年开始与出版商诺韦洛合作编写珀塞尔音乐集；最后于1965年完成了第三十三卷。1898年约翰·斯戴纳出版了他的中世纪乐曲集《杜费和他的同时代人》。最早的英文版的德国和奥地利音乐名作集是由哥里哥利圣咏和中世纪音乐协会（创立于1888年）出版的，该协会从1819年开始出版了埃德蒙·费洛斯的三十六卷本的《英国牧歌乐派》（1913—24）和三十二卷本的《英国琉特琴歌曲乐派》（1920—32），和刊于《都铎王朝教会音乐》的许多作品（1922—9）。弗洛斯还出版了伯德的著作选集（1837—50）。后来瑟斯顿·达特对弗洛斯的许多著作进行了修订，另外他还从事于自己的一些重要工作。他的把精确的学问与演奏家需要的和谐意识相结合的编辑方法被广泛地效仿。他参与《不列颠音乐》的编辑工作，这种杂志是最重要的一部学术丛刊，于195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皇家音乐协会》创办，安东尼·刘易斯任总编，出版商是斯戴纳和贝尔。
早在1851年，一个“从事音乐艺术和科学工作”的研究学会在伦敦成立。这就是伦敦的音乐协会，由约翰·赫拉负责。两年后这个协会就解散了，但1872年约翰·斯戴维和威廉·普莱创立了旨在“研究和讨论有关音乐艺术和科学的问题”的音乐协会（1944年更名为“皇家音乐学会”），亚利山大·埃利斯、詹姆斯·吉恩特和亚利山大·伍德这类学者所努力从事的研究，它的主要实践形式就是1951年科学设计、建造的“皇家音乐大厅”。从RMA（皇家音乐协会）的组成，它扩展了它的活动，并且它的已出版的会议录，还有《编年史研究》对英国音乐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更早些时开始，英国音乐学就把重点放在研究民歌和大众（popular）音乐。这一传统从毕晓普·珀西的《遗俗》（1765）一直延续到20世纪。约瑟夫·里特森（1752—1803）采用评论的方法来代替珀西的非正式的业余研究，英国国教牧师约翰·布罗德伍德是首先直接从健在的歌者口中收集歌曲（1843年）的人之一。他的方法后来由他的侄子露西·布罗德伍德和另外一位牧师萨拜因·巴林—吉尔德继承。领导19世纪英国大众歌曲研究的两位学者是爱德华·F·林博特（1816—76）和威廉·查佩尔，最值得一提的著作是《古代大众音乐》（1845—9），这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到这个世纪末，弗兰克·基德森、塞西尔·夏普和拉尔夫·沃恩·威廉斯从事搜集和编辑民歌，这仍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统的一部分。基德森是1898年“民歌协会”的创建人之一；后来夏普和沃恩·威廉斯也成为会员。1932年，协会与“英国民间舞蹈协会”（创立于1911年）合并形成“英国民间舞蹈和歌曲协会”。最近英国民间音乐的研究主要是由莫德·卡普利斯、A·L·劳埃德和弗兰克·豪斯（《民歌杂志》及它的继承者《英国民间舞蹈和歌曲协会杂志》的编辑）进行的研究和活动。
许多年轻的英国学者采用一种更具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英国民间音乐，还对非欧洲国家的民族音乐作了更多的研究，著名的有研究非洲音乐的休·特雷西、A·M·琼斯、约翰·布莱金；研究中国音乐和土耳其民族乐器的劳南斯·皮肯以及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的一批重要的学者。
1740年，年轻的詹姆斯·格拉西诺，在佩普施的支持下出版了《音乐词典》，它不仅仅是布罗萨尔《词典》的英译本，事实上，它是这类英语著作中第一部具有重大价值的书籍。伯尼的《完整的词典》（1786）是他论述里斯的《新百科全书》（1802—20）、巴斯比的《音乐传记》（1814）和森茨伯里的《音乐家词典》（1824）的，是介于格拉西诺和格罗夫的第一版《音乐与音乐家词典》之间的很重要的词典学著作。这项工作于1890年完成，在后来的修订本中保留了最综合、最有权威的这类英语著作。珀西·斯科尔斯的《牛津音乐之友》（1938）运用更独特的方法进行词典编辑，但它包括了许多别处不易收录的信息。埃里克·布洛姆的《人人音乐词典》（1946）比它的袖珍本能提供更有用、更可靠的资料。这两部著作后来都有新版本出版。
在英国音乐的发展过程中，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起的作用并不显著，尽管个别学者如爱丁堡大学的唐纳德·托维和剑桥大学的登特对那些与他们有联系的学生有着很深的影响。牛津和剑桥继续起着领导作用，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有丰富的档案资料，另外还有牛津的杰克·韦斯特拉普和剑桥的瑟斯顿·达特和他们作为前辈的榜样作用和教学改革。达特还是伦敦大学的国王学院的专职音乐教授，他影响了整个一代英国学者。现在英国其他许多大学有很知名的音乐学院，其中有一些资助研究院水平的研究。
讲英语的英联邦国家的音乐学研究的发展是近些年的事情。只有新西兰通过交换学者与英国保持着密切的传统关系。毕业于牛津的英国学者彼得·普拉特在奥塔哥任教（1957—75）；在剑桥学习早期英国键盘音乐的新西兰人约翰·斯特尔后任教于奥塔哥；还有一些在英国定居的新西兰学者。在澳大利亚，美国模式开始流行，例如在阿得雷德由安得鲁·D·麦克里德领导的研究院和音乐学院和那里及其他音乐中心的联合体。然而英国学者仍占重要地位，著名的有戴维·格利弗和唐纳德·皮尔特，皮尔特和弗兰克·卡拉韦在音乐教育方面十分活跃。其他较活跃的学者有戈登·安德森、彼得·丹尼森和戴维·滕利。佩思和阿得雷德两所大学的音乐系编辑了音乐研究年鉴。这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加拿大音乐学很自然是倾向美国而不是英国（或法国），加拿大有几所有名的研究院，美国式的多伦多大学研究院很著名；音乐教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著名的学者有赫尔穆特·卡尔曼、玛丽亚·里卡·马尼蒂斯、休·麦克劳恩和A·科林·斯利姆。
4、德国和奥地利
18世纪，音乐的重心从欧洲南部国家转移到北部国家。音乐学研究也是一样。这一趋势中最值得一提的有两人。一个是马丁·格贝尔特（1720—93），他是圣布莱斯修道院院长，他第一个把中世纪音乐归入评论范畴。他的宗教音乐史著作《宗教音乐和朗诵》（1767）和中世纪研究论文选集《宗教音乐中的圣经》（1784）被伯尼和福克尔大量使用。另外一个人就是恩斯特·路德维希·格贝尔（1746—1819），他从修订和扩写瓦尔特的《音乐辞典》（1732）的传记词条开始，相继出版了在当时规模空前的传记参考书《音乐家历史——传记辞典》（共两卷，1790—1792）及其续篇《音乐家历史——传记新辞典》（共四卷，1812—14）。
德国在建立现代音乐学学科方面，在欧洲除法、意、英外占领先地位。德国大学体系提供了一种制度结构，这种结构可以容纳新的领域。这样19世纪的德国音乐学建立起丰富的档案，对其它任何国家也适用。评论性文章、权威性传记、书目和分类等著作大量出版，在二次大战期间也未中断。与此同时出现的学科与印刷业有着密切联系。最大的出版社莱比锡的布赖特科夫与黑泰尔公司和C·F·彼得斯乐谱出版公司及美因兹的肖特出版公司都慷慨支持学术活动，他们不仅出版和研究专著，还通过出版杂志来传播研究成果。1798年由弗里德里克·罗克利茨在莱比锡创办的《通俗音乐报》是这类杂志中最早的一种。这种杂志被《Cacilia》（由美因兹肖特公司出版，从1824—1848年由戈特弗里德·韦伯和西格弗里德·德恩继续编辑）和《柏林通俗音乐报》（从1824—1830年由A·B·马克斯编辑）当作样本。另外一种重要的评论杂志是罗伯特·舒曼的《新音乐杂志》，创刊于1834年，并延续至今。19世纪末，德国音乐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专业水平，这在《音乐学年鉴》（从1885—1894由克里桑德、施皮塔和阿德勒联合编辑），《彼得斯音乐图书年鉴》（1894—1940年，由埃米尔·福格尔创办）和《音乐史月刊》（罗伯特·艾特纳创办，1869—1905）中有很明显的反映。
约翰·尼古拉·福克尔（1749—1818）是19世纪早期崛起的新一代学院音乐家的领袖。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格廷根的乔治—奥格斯特大学，1769年第一次作为学生在那里学习法理学，后来在大学教堂作风琴手，1779年又成为音乐指挥；1787年获得一个荣誉博士学位。福克尔的许多重要著作包括第一部用于音乐研究的音乐书目（《音乐文献概论》，1792），一部音乐史著作（《音乐通史》，1788—1801）和第一次尝试编写的J·S·巴赫传记（《论J·S·巴赫的生平、艺术和作品》，1802）。18世纪末格廷根是一个活动频繁的中心。1734年由汉诺威的Elector，即英格兰乔治Ⅱ世创办的一所大学，它的英—德研究和以约翰·冯·缪勒领导的“全世界的历史学家”的学派的发展引人注目。他们提倡的观点是历史学研究要远远超出传统的以政治和军事事件为重点的范围，并为福克尔的音乐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结构。
福克尔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1779年丹尼尔·戈特洛布·蒂尔克（1750—1813）在格廷根被任命为大学音乐指导，他在哈雷大学也被授予了同样的职位，在那里他讲授音乐史、理论和美学。从那时起，浮兹堡的弗朗兹·约瑟夫·弗罗利奇、莱比锡的克里斯琴·弗德里奇·米凯利斯、吉森的弗迪南德·加斯纳、柏林的阿多尔夫·伯恩哈德·马克斯和波恩的卡尔·布赖登斯坦就努力把音乐列入德国大学和学院的课程。布赖登斯坦是第一位担任音乐教授的音乐家（1826），但直到1870年维也纳音乐评论家爱德华·汉斯利克第一个在维也纳大学的音乐史学和美学课中使用“正教授”（Professor ordinarius）的头衔。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古斯塔夫·雅各布斯塞尔于1897年在德国第一个获得了教授头衔。在1904至1960年间只有二十一所德国大学有正式的正教授职称，第一批获此头衔的学者列表如下：
1904 柏林：赫尔曼·克雷奇马尔
1909 慕尼黑：阿道尔夫·桑德贝尔格
1915 波恩：勒德威格·希德梅尔
1918 哈雷：赫尔曼·阿贝特
1920 布累斯劳：马克斯·施奈德
1920 格丁根：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
1920 莱比锡：赫尔曼·阿贝特
1921 海德尔堡：特奥多尔·克罗伊尔
1928 基尔：弗里茨·施泰因
1929 布赖斯堡：维利巴尔德·古利特
1932 科隆：特奥多尔·克罗伊尔
1935 法兰克福：约瑟夫·马勒·布拉陶
1944 前苏联加里宁格勒：汉斯·恩格尔
1946 美因兹：弗朗兹·阿尔诺德·施米茨
1946 马尔堡：汉斯·恩格尔
1946 明斯特：沃纳·科特
1947 耶拿：汉斯·约阿希姆·莫泽尔
1952 杜平根：沃尔特·格斯滕伯格
1956 汉堡：海因里·胡斯曼
1958 萨尔布吕肯：约瑟夫·马勒·布拉陶
1960 浮兹堡：乔治·赖克特
德国有大学还给其他许多杰出的为他们自己的学科领域发展作出贡献的学者授予学术头衔。胡果·里曼（1849—1919）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20世纪初德国音乐学界的杰出人物。里曼在写作和教学的范围和影响上，被人们拿来与费蒂斯作比较。这两人对知识有着广泛的爱好。在1898年里曼在写给汉斯·胡贝尔的一封信中询问在巴塞尔一所大学的职位时中肯地称他的研究领域是“彻底的音乐理论，音乐史，包括美学和音响学，键盘训练和演奏实践”。里曼除了有许多专著和手册外还有许多重要的有关早期音乐的著作（如由曼海姆学校出版的有关音乐的《德国音乐的里程碑》和约五十卷的题为《音乐博物馆》的早期室内乐作品集，还有他的《音乐辞典》。1882年出版第一版，直到第十二版（1959—75）仍有着巨大影响。
19世纪，与维也纳古典作曲家学派同时还有一个维也纳音乐学学派，它对德语国家的音乐学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核心人物是拉斐尔·格奥尔格·基泽维特（1773—1850），他是奥地利军事部办公室的公务员（他曾在一次比赛中战胜弗蒂斯获得有关荷兰人音乐的论文奖）。他对早期非宗教歌唱音乐很有兴趣，这使后来他的研究工作扩大到对早期中世纪旋律风格产生这一时期的综合研究（非宗教的歌唱研究，1841）。他还对阿拉伯音乐、音调和律学以及中世纪乐器作研究。他是一部音乐史概要（欧洲—西洋音乐史，1834）的作者，这部著作以与过去伟大的创作音乐家的生涯相一致的值得纪念的文化事件为依据，是第一部这种类型的著作。军事办公室中基泽维特一位更年轻的同事塞尔斯·艾德勒（1792—1831）运用自己外交身份的有利条件遍游意大利，了解和记录早期音乐，并把搜集的资料寄给维也纳的基泽维特。坎德勒与罗马帕勒斯特里那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吉乌塞普·贝尼建立了相当密切联系。事实上他还准备把贝尼的著作缩译成德文版本。这类爱好音乐的政府官员还有阿洛伊斯·富克斯（1799—1853），他热衷于搜集音乐手稿，维也纳作曲家许多伟大的作品都是由他搜集的。
安东·施密特（1784—1847）是奥地利图书馆音乐部的领导，是音乐印刷史方面的专家。他出版了一部非常重要的专论《奥塔维阿诺·迪·斐特鲁契和他的16世纪的继承者》（译注：奥塔维阿诺是活字音乐印刷术的发明人，1845）并为《Cacilia》杂志撰写了一系列的目录学方面的论文，该杂志以图书馆中早期印刷的音乐藏书为基础。他还是第一部评论性的格鲁克传记的作者。
19世纪末处于领先地位的音乐史学家是从维也纳的一批音乐史学家中脱颖而出的，尽管他的出生在布拉格附近。他就是奥古斯特·威廉·安布罗斯（1816—76），是拉斐尔·基泽维特的侄子，有着广泛的文化实践。他在1862—1878年间出版了四卷本著作《音乐史》。安布罗斯的去世使他生前已上至1600年的研究中断了，但他的以原始调查为依据的早期复调音乐的研究为后来这些领域的研究确立了一种规范。
继汉斯利克之后任维也纳大学音乐教授的是奎多·阿德勒（1855—1941），他曾长期致力于奥—德音乐学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成果。他还与克里桑德和斯皮塔共同编著了《音乐学年鉴》，他还是《奥地利音乐名作集》（1894—）的创办人和主编。阿德勒的著作总是采用历史的方法，但他认为任何一位20世纪的学者都没有能力单独完成一部综合的音乐历史学著作。他与许多同时代的杰出专家合作共同撰写了《音乐史手册》（1924；第二版1930）。
19世纪德国音乐学的任务范围广泛，并常有卓著成果，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建立了学科范围与主体。面对一大批新发现的原始资料，这一时期中的许多主要名人编制了庞大的分类、目录和主题索引体系。这些著作中最有影响的就是罗伯特·艾特纳的十卷本著作《传记词典》（1900—04）和艾特纳与哈贝尔的《16、17世纪音乐作品目录》（1877），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的《最古老的风格和近世奥加农索引》（1910，后由盖恩里奇完成），埃米尔·福格尔的《1500—1700年意大利出版的世界声乐作品目录》（1892）和约翰尼斯·赞恩的六卷本著作《德国教会福音的旋律》（1889—93）
由诺特博姆对贝多芬作品（1868年由哈尔姆和金斯基在1955年做了全面修订）；路德维·冯·克舍尔对莫扎特作品的分类（1862，1937年第三版，1964年爱因斯坦的第六版）把主题索引提高到一个相当的水平。19世纪末在德国学术界新的研究范围中一种著作是《全集》，它是一种很全面的主要作曲家作品集，它经常是由许多编者合作完成的。从“巴赫研究会”1851年创立并尝试出版所有巴赫作品开始，这一模式就被一系列有关亨德尔（1858）、帕勒斯特里那（1862）、莫扎特（1876）、舒伯特（1883）贝多芬（1884）和拉索等作曲家的评论性著作采用。与此同时，又开始使用日臻完善的音乐学方法论来研究某一作曲家的生平和著作。这类研究效法的是菲利普·施皮塔关于J·S·巴赫（1873—80）的著名两卷本研究著作。
在20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德国音乐学沿这一过程发展很快，大量的权威性著作使德国学者处于音乐学的前列。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著名的音乐学家的名单：研究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海因里希·贝塞勒；研究德教堂音乐的汉斯·约阿希姆·莫泽尔；研究音乐记谱法的约翰内斯·沃尔夫；研究格里哥利圣咏和弥撒历史的彼得·瓦格纳（1914）；研究神剧（oratorio）历史（1911）、莱比锡音乐史（1927，1941）和早期音乐演奏实践（1931）和研究美学与符号学（1941）的阿尔诺德·舍林。舍林还提供给人们一种新的音乐研究工具——古代音乐选集《谱例音乐史》（1931），格奥尔·金斯基编辑了有关音乐史的图片资料选集《图片音乐史》（1929）。恩斯特·比肯发展了原来由阿德勒提出的专家合作编写历史学的观点，编辑并亲自参与撰写了杰出的十卷本著作《音乐学手册》（1927—31）它的各分卷是分别由罗伯特·拉赫曼、库尔特·萨克斯、海因里希·贝塞勒、罗伯特·哈斯、汉斯·默斯曼、奥托·厄斯普朗和弗里德里希·布鲁默等一批杰出的德国音乐学家撰写的。
就在同一时期，埃里克·冯·霍恩鲍斯提尔和库尔特·萨克斯从事于乐器分类和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其卓越成果发表在萨克斯的《实用乐器词典》（1913）和《乐器学手册》（1920）上，随着一批批新的大学生完成音乐学的博士课程，随着德国出版商扩大他们对所有音乐研究的支持，德国似乎理所当然应该总是处于音乐学国际水平的支配地位。事实上，在德国建国初期，就由奥斯卡·弗莱舍和马克斯·塞弗特于1899年创办了“国际音乐协会”。它于1914年解散，但在1927年维也纳，贝多芬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期间，一个新的组织“国际音乐学研究会”成立，奎多·阿德勒任名誉主席，彼得·瓦格纳任主席。
然而，由于德国和奥地利文化和生活各方面的原因，纳粹主义政治导致了德国音乐学的支配地位的削弱和结束。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的衰退是音乐学界受破坏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了摆脱法西斯种族迫害，许多德国和奥地利的第一流的音乐学家被迫移居国外，这些人包括：维利·阿佩尔、曼弗雷·布科夫策尔、汉斯·大卫、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卡尔·盖林格、奥托·戈姆波希、保罗·内特尔、库尔特·萨克斯、利奥·施拉德、和伊曼纽尔·温特尼茨，有一些人逃离了欧洲。不仅仅是德国大学由于许多学者的流失而严重削弱，从总体上看，整个国家也与学科的飞速发展无缘，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特别是在美国，由于那些被迫离开德国的音乐研究家在那里定居，而使情况迥然不同。
从1945年开始，德国音乐的传统慢慢得到恢复，尽管至少对西德来说，许多战后的成果属于与国际上广泛合作的结果；在东德，研究的重点是不同社会制度的音乐。学者们关心的是完成三十年代以前未完成的工作。许多原先完整的版本中断了，而被新的版本所代替，例如，有关许茨、巴赫、亨德尔和莫扎特的版本。使德国和奥地利重新成为音乐研究中心的原因之一就是一直得到出版商的大力支持。支持音乐研究的不仅有布赖特科夫与黑泰尔公司、肖特出版公司和宇宙公司这样有悠久传统的公司，还有象贝伦赖特出版公司和亨勒公司这样优秀的后起之秀。
随着慕尼黑的“古唱诗班”和维也纳的“音乐师”等组织对演奏术语的阐述，使对演奏实践的研究不断深入，从而好的权威性著作不断涌现。
尽管由卡尔·弗特勒创办的贝伦赖特出版公司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1924），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它是战后几十年中最重要的音乐研究专著出版商。在一系列新的完整版本、分类、摹真本和更小的出版物中，最卓越的成果就是《古代和当代音乐》（MGG）；第一分册出现在1949年，最后一册出现在三十年后。这部由杰出的编辑、学者弗里德里希·布卢默筹备的大型学术研究百科全书（十四卷，两个附录）可能是20世纪下半叶德国音乐研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著作。由于MGG知识量大并且细致，被看作是西方音乐史最重要的音乐研究知识的来源。不过，由于它尽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收录学者的论文，所以它也具有国际影响。它既是德国人引以自豪，也是第一部已经完成的有国际影响的音乐研究巨著。
如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崩溃之前那样，音乐学重又在大多数德国大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当一些具有长期影响的年长的人物（包括布鲁诺·斯特布莱因、沃尔特·威欧拉）的重要教学位置被中年一代学者占据（包括卡尔·达尔豪斯、赫尔穆特·弗德霍弗和路德维希·芬雪），新一代学者兴趣广泛，他们的知名度，随着他们著作的发展、参与国际会议以及研究项目而不断提高。当德国音乐学研究的垄断地位一去不复返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德国音乐研究学者团体重新占据了主要地位。
5、其他西欧国家
西欧较小的国家自然会在音乐研究的发展过程中效仿邻近的大国，许多国家效仿德国。他们自己传统的发展相对滞后，而且不总是具有特色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其特色取决于一个国家以往的音乐发展。瑞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三大文化的连接点。瑞士的学者广泛进行本国音乐史（著名的新教圣歌）的研究，效力于词典、杂志的出版工作；但是撇开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不断研究，我们很难从彼得·瓦格纳、雅克·亨特欣、肯特·冯·菲舍尔（是一位有国际影响的人物）和马丁·斯特赫林这些不同时代的杰出学者的著作中找到任何民族特色。“Basiliensis圣乐学派”的研究活动反映出学者们对音乐学的实际使用感兴趣，奥古斯特·温津格和伍尔夫·阿尔特也参与了这项工作。
南部国家对演奏实践和乐器进行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D·F·肖伊尔勒（1855—1927）的乐器搜集和最近J·H·范·德·米尔的保护工作，古斯塔夫·伦哈特的对演奏的研究，弗里茨·克努夫的出版物和弗伦特罗普的历史上乐器的设计。在荷兰，阿尔伯特·斯米热尔斯对历史音乐学（荷兰的“荷兰音乐史学协会”创建于1868年，进行此项研究——该协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作了论述，他是荷兰一所大学（乌得勒支，1928）该学科第一位审稿人，约斯堪版的编辑和其它法语——佛兰芒语音乐的学者，也是包括爱德华·里泽在内的一代荷兰学者的导师；另外圣歌学者约瑟夫·斯米茨·范·维斯伯吉和从事17—19世纪演唱和歌剧研究并在社会音乐学研究中取得新的卓越进展的弗里茨·诺斯克也对此作了论述。把历史学、社会学和民族音乐学的传统（这些传统首先是由乐器家和印度尼西亚音乐学者贾普·孔斯特继承下来的）集中在一起就是本世纪七十年代荷兰音乐学的特征。在比利时，罗贝尔·朱利安·范·马尔德根（1810—1893）编写了二十九卷的关于早期佛兰芒音乐的著作，虽然编辑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仍为后人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埃德蒙·范德·斯特拉滕发表了八卷本著作《La musique auf Pays-Bas avent le X IXe siecle》（1867—88），论述了早期佛兰芒音乐家在其对整个欧洲最具影响力时的活动。从某种程度上说，由于欧内斯特·克洛森的积极努力，从1931年开始，大学里才有了音乐学研究课程。夏尔·方·当·博朗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在布鲁塞尔和列日指导他的学生苏珊娜·克勒克斯—勒琼、艾伯特·范德·林登和罗伯特·万格，他在他的女婿斯塔福德·凯普的协助下创建了“古代音乐乐团”。乔泽夫·罗比耶恩斯和雷内·贝尔纳论述了基督教音乐研究的传统。
通过伊吉尼·安格莱斯、乔斯·玛利亚·劳伦斯·西斯特罗和乔斯·洛佩斯—卡罗这些神父——学者在发掘他们自己国家基督教会音乐传统的杰出工作，使得类似的传统也对西班牙音乐学产生了影响。但是最主要的著作是M·H·埃斯拉瓦.Y·埃利桑多（1807—78）的十卷本著作《西班牙圣乐》和F·A·巴尔维里（1823—94）所著15、16世纪西班牙复调合唱曲的重要曲集《15、16世纪教会歌曲集》。然而，真正的现代西班牙音乐学之父是费利佩·佩德雷尔（1841—1922），他是一位作曲家、教师、作者和音乐编辑。他最著名的著作有他编辑的早期西班牙作曲家宗教音乐集《西班牙乐派圣乐》（1894—8）和卡维松的键盘乐集，特别是《维多利亚》著作全集；除安格莱斯外，研究古代民族音乐的另一位重要学者就是乔斯·苏比拉·普伊格，特别是在西班牙戏剧音乐方面是一位多产作家。
斯堪的纳维亚学者尽管过去多从事于民族音乐研究，现在也转向研究德语国家，特别是瑞士。托拜厄斯·诺尔林德（1879—1947）是瑞典一位资深学者，他在莱比锡和慕尼黑从事研究工作；他的学生卡尔·阿伦·莫伯格（1896—1978），被认为是瑞典音乐学的创始人，在维也纳和弗里堡从事研究工作；还有莫伯格的继承人英格玛·本特森，在巴斯勒从事研究工作。莫伯格的研究包括早期瑞典音乐和民歌，而本特森在他转向社会学——音乐研究前，从事J·H·罗曼和其他瑞典作曲家的研究。本世纪三十年代从德国涌入瑞典避难的学者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丹麦音乐学产生的时间更长：安格尔·哈梅里克（1848—1931）获得最早的博士学位（1892），并在哥本哈根担任音乐讲师（1896），他是埃里克·亚伯拉罕森（于1926年成为丹麦第一位音乐学教授）和伟大的帕勒斯特里那学者克努德·耶普森（于1946年成为奥胡斯大学的第一位教授）的导师。詹斯·彼得·拉森有关古典时代的研究和一些丹麦学者有关拜占庭的研究，有助于使国家的音乐学研究达到国际水平。在挪威的奥斯陆，曾在海德尔堡和柏林从事研究的奥拉夫·格温成为第一位音乐研究的大学教授；他和奥利·桑德维克在1937—9年间编写了第一本正规的大学音乐讲义。民间音乐的研究大多以这些著作为基础；在斯堪的那维亚，包括新教教堂音乐传统在内的传统民族音乐的研究总是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芬兰音乐学创始人是伊尔马里·克罗恩（1867—1960），他在莱比锡和魏玛从事研究工作，于1916年创建了芬兰音乐研究协会；他主要从事理论、教堂音乐和芬兰民间音乐的研究。埃里克·杜瓦斯茨特杰纳的关于西贝柳斯及同时代作曲家的研究是近年来芬兰音乐界的卓越成果。
6、前苏联
前苏联音乐史的学术研究始于18世纪，特别是在彼得大帝（1689—1725）统治下与西欧国家交往频繁后。第一批有影响的著作是由在俄罗斯的外国人撰写的，如伦哈德·尤勒的《Tentament novae theoriae musicae’（1739）和乔治—沃尔夫风·克拉夫特（1701—54）的关于共鸣的演讲稿（1742年用拉丁文发表，1744年在俄罗斯出版）。这两人都是著名的数学家。雅各布·冯·斯塔林（1709—85）第一个出版了俄罗斯音乐资料的著作，黑戈尔德的《Beylagen zum neuveranderten Russland,ii》（里加和莱比锡，1770）中的“俄罗斯音乐信息”。俄罗斯的第一种音乐杂志是由德国人约翰·丹尼尔·格斯滕堡编辑的《圣彼得堡音乐杂志》（1794）。到18世纪末，俄罗斯人开始通过搜集民歌（楚托夫斯基）来研究他们的音乐遗产以及丰富的教堂音乐。埃夫菲米·博克哈维蒂诺夫（1767—1837）是第一个收集俄罗斯圣乐资料的人，他更以基辅的大主教欧根的名字而著称，他在1797年关于该学科的演讲稿在两年后出版。
一些19世纪早期的俄罗斯作家喜欢研究欧洲音乐。例如，康特·格里高利·奥洛夫（1777—1826）发表了他的《意大利音乐史论文集》（1832），和由亚历山大·乌利比谢夫（1794—1858）、威廉·冯·伦茨（1808—83）合著的关于莫扎特和贝多芬的著作。
弗拉迪莫·奥多耶夫斯基王子（1804—69）尽管只是个业余爱好者，但却在俄罗斯音乐研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把他看作是俄罗斯音乐学的创始人之一。俄罗斯圣乐历史学的学术性研究是从19世纪六十年代才真正开始的，从事这项研究的有德米特里·雷朱莫夫斯基（1818—89），斯特帕恩·斯莫伦斯基（1848—1909），伊凡·沃兹内森斯基（1838—1910），特别是瓦思利·米塔罗夫（1862—1926）和阿纳托利·普雷奥布雷兹亨斯基（1870—1929）。
除了《访问俄罗斯》（1866）中亚历克西·维塞罗夫斯基的文章，用俄语对俄罗斯音乐史作论述的有弗拉迪莫·米什诺维奇的《俄罗斯人生活的历史研究：有关文化和社会的俄罗斯音乐史论文集》（圣彼得堡，1879）。在随后的四十年中，苏维埃建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批作者致力于俄罗斯音乐史的研究。最有影响的可能就是弗塞沃劳德·切希克欣（1865—1934，俄罗斯歌剧史学家）和尼古得·芬迪曾（1868—1928，主要杂志《俄罗斯音乐报》（1893—1918）和《音乐的过去》年鉴（1903—11）的创办者和编辑）。芬迪曾毕生致力于他的著作《从最早时期到18世纪末俄罗斯音乐历史学的文集》（1928—9），仍是俄罗斯音乐最综合全面的评述。在杂志《当代音乐》（1915—17）中许多著者都在文章中举例说明19世纪及同时期音乐的分析和历史音乐学在十月革命前所达到的高水平。
在战争之间音乐学有着显著的发展。也许意义深远并得到国际承认的是由佩维尔·拉姆任编辑从1928年开始的穆索尔斯基乐谱原作的出版。这对原始资料系统评论性研究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最有意义的是对音乐作为一门艺术的基本条件进行重新的研究，研究它的组成和对观众的影响。本世纪三十年代后，苏联人用具有很强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理论观点及根据官方传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点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这些研究的领导人有鲍里斯·阿萨菲耶夫（也曾用笔名伊戈尔·格列博夫），他是一位博学的学者，提出了音调的观点，这个观点论述了通过对熟悉的旋律模式的联想而产生的听觉幻觉；还有博尔斯拉夫·雅伏尔斯基，在他的“听觉倾向”理论中建立了和声节奏的概念。从三十年代中期历史学领域最主要的是塔玛拉·利瓦诺瓦，他的著作特别是经典著作《关于俄罗斯音乐文化历史学的论文和文献集》（1938）以及鲍里斯·亚罗斯托夫斯基的舞台演出艺术著作是俄罗斯音乐学中最具权威性的著作。许多学者都试图综合论述世界音乐史，著名的有罗曼·格鲁拜尔。
从1945年起，多数年轻学者把研究重点放在俄罗斯音乐和其他苏联少数民族方面，著作、杂志、年鉴数量也不断增加。音乐目录不只局限于现今著作，还包括以往的论著（如利瓦诺瓦的《俄罗斯音乐历史文献》），词典学也得到发展：鲍里斯·施蒂诺雷斯和伊兹雷尔·亚波尔斯基是这一领域中的杰出人物。尤雷·凯尔第什是一部俄罗斯音乐史和18世纪俄罗斯音乐的总览的作者，一部苏联人民音乐史的主编；他还是最大的苏联音乐百科全书的编辑和第一部俄罗斯音乐名作集的编辑。有许多俄罗斯作曲家及其作品的传记研究；森扬·金兹伯格编辑了一本一直到格林卡的俄罗斯艺术音乐选集，并重新研究俄罗斯圣乐。列夫·马采尔是一位著名的理论家，而弗拉迪莫·普罗托波波夫研究西方和俄罗斯的复调音乐。艾布拉姆·高曾帕德研究俄罗斯歌剧，研究民间传统的学者包括有伊萨利·曾特索夫斯基和罗伯特·阿特阿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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